首页 -> 2004年第5期

语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作者:蔡测海




  一个概念的产生,并不是思想者思考的产物,而是这个世界必然要产生的一件事物。世界把一个孩子生出来了,总得给它取一个名字,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语言资本主义。
  语言资本主义并不是语言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不来自维特根斯坦、索绪尔或别的有关人类语言的定义。语言资本主义是在语言全面地商品化、表达的市场化的时代到来而产生的。语言资本主义的语言元素,完全排除了语言的意义,只留下“物质化”了的部分,像货币一样抽象和具体,它只是语言“物质化”的一个形式。它具有物质财富的属性,可以占有、流通、交换、拍卖、出租、出售、购买,投入和产出,而且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样一种东西,当然可以成为资本,并迅速产生语言资本主义。
  语言作为最活跃的资本存在,远远早于蒸汽机的问世,早于产业工人的出现,早于工厂、农场主和银行,也早于初始的商贸活动,语言是比货币更早的资本形式。语言的不可见和非物质性,它一直只作为“隐性资本”存在。而人类,这进化得最好的灵长类动物,一直是依赖于物质世界的。他们与世界的联系方式是视觉联系方式。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很类似中医诊病的“望闻问切”。望是第一,然后辅以其他手段,然后加以分析,制订治疗方案。我们也几乎就是这样认知世界和对付世界。人们一直使用语言又忽视语言。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把语言说成“口水”——足见语言的轻贱。黄金是财富,语言为唾沫。直到语言成为身份的表征,成为财富的表征,语言的外延不只是作为一种历史语境,语言的符号领域与货币同流,语言作为资本招摇过市,人们才看见了语言的“物质化”这一事实。
  我们确定语言的“物质化”,几等于货币的符号化,它不同于语言的“历史语境”,历史语境只是语言成为资本的一个条件。历史语境是语言资本的外部因素,语言资本是“语言物质化”本身。
  我们暂不讨论语言物质化的生物化学根据,语言的酸甜苦辣,慷慨激昂或低吟浅唱。它的语言效果,排除作秀,是由一种叫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东西决定,这是生物化学专家的话题。现在要讲的是几等于货币的语言物质化存在。
  语言、诗语言、美术语言、音乐语言、政治语言、科学语言、哲学语言、社交语言、民间语言一直与货币同行。在民间,语言几乎就是货币,借贷、还债、赠予。简洁至极,要钱你开口,欠债你说话。哥哥给我很多的叮嘱和很少的钱……
  策士们巧舌如簧不过是一张消费券,李白的诗是酒钱、饭钱和旅行支票。莫扎特的歌剧是衣服、马车,额外消费是闻一闻贵妇人的香水味儿。美术语言的含金量高,毕加索精力旺盛的时期可以包二奶。海明威处在一个货币像落叶一样丰厚的时代,经典的口水涨价,有钱人和有闲者打猎,晒海滩,谈情说爱,成为名噪一时的口水贵族。吃完人生盛宴最后饮下一粒子弹,这位海的搏斗者、语言的垂钓者,把一条叫海明威的白皮肤的大鱼永远地搁置在时间的沙滩上。
  语言一直与货币同行,但人们一直没有承认语言资本。即便是盛产资本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一直隐瞒了语言资本的事实。好莱坞、迪斯尼,大出版商,广告商,一切运作语言资本最成功的人,都获得了很高利润。他们所张扬的,只是货币资本,不是语言资本。由于语言资本不好计税,政府在电子计算机如此发达的时代,也向来不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待语言资本。政府只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确定语言的价值,如话语权,文化安全等等。
  语言的资本属性,一直被货币语言和国家权力语言所遮蔽。语言资源最大的拥有者们,将无休无止的比石油多得多的语言,像河流流入海洋一样,注入货币资本和国家权力资本,使自己行动无休无止地注入,而不是投入。把石头推上山再滚下来,再推上山再滚下来。筋疲力尽之后,就退居某时某地,成为一个个语言的部落,边缘化了自己。比方图书馆、学院、书房、各类工作室、民间各式语言场所。在那些语言的部落里升起语言的炊烟,从影视制播商那里、从出版商那里、从各种传媒控制者那里、从政府的口袋里找一些失散的小钱,以解决无米之炊。
  中国的语言拥有者们往往脾气不好,不为五斗米折腰,宁可抱一堆方块字,坐在线装书上发愁和骂娘。他们还不事稼穑,还想着劳心者治人的美事。其实,这些语言的富翁一直只是劳力者,叫码字儿的,吃书的。他们不事劳作,不生产物质财富,这决定了他们对经济的依附性。他们还要用心去治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治人者,非强权,即暴力。这样便决定了他们对权力的依附性。他们的治人话语,靠别人的五谷养活,依赖权力变成法律文件、变成道德信条得以达到治人的目的。他们的存在从来不是“我在”,而是“他在”。他们的存在几等于虚无。他们警言妙语,锦绣文章,千古绝唱,并不能成为资本,更不能为他们创造利润。对他们的回报,仅仅是一条肉,一束帛,一斗米。给五斗米的时候不多,这算重赏。能辅佐皇帝,或者能给小皇帝讲课,能得良田千顷,白银万两,算是有资本,无奈这等人又不善经营财富,只会经营诗书,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了。
  中国的语言富翁的历史是一部辛酸史,辛则辛劳,酸则穷酸。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这黄金乞丐的传统一直延继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今天。中国的湖南省,湖南省的长沙市,长沙市有条著名的黄泥街,它因卖书、出书而扬名远近。这条街有数百家书店,一律为私营老板,他们零售或批发各类图书,合法或非法出书。他们从出版社买书号,即出版社把出版权、经销权一并卖给他们,他们从写作者那里买手稿,写作者把版权,甚至署名权卖给他们。当然,是非常廉价地出卖。这些书商们从中获取暴利,只三五年时间,黄泥街产生了十位数的亿万富翁,百位数的千万富翁。这些并不怎么文化的富翁们所获取的利润并不会投入语言的再生产,他们把钱花在各类消费场所,赌和嫖自然是开销最大的去处。他们把资本投向他们认为更赚钱的地方。那些为黄泥街而写作的写手们大多仍继续着他们的辛酸史。他们仍坚守在他们的部落,不闻达诸侯,也不闻达于街市。
  看过黄泥街,我们不难想象出黄泥街,又哪里只是一条黄泥街呢?哪能只是!黄泥街是一个影子,是影子的典型。
  与黄泥街这个影子典型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十足的影子典型,即“语言霸权”说。“语言霸权”说煞有介事,语言能产生霸权,语言追随霸权,就有可能成为霸权语言,一统天下。语言霸权的美梦,秦始皇算做到了极至,他失败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语言霸权说,或者另有所指,并非说霸权,而是说语言霸权,霸权只是比喻,只是引伸,只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但是,语言是可以意会而且可以言传的东西,用一首诗解读另一首诗也是言传。我以为,霸权语言是有牙齿的东西,它的牙齿是金戈铁马,是航母和巡航导弹,而这些东西不在图书馆和讲坛,也不代表传媒。
  霸权话语,是指某种权威、权力语言?无处不在的传媒语言?或者,有一种语言是警察语言,而有一种语言是小偷语言?有一种语言是法官语言而有一种语言是嫌疑犯语言?
  我将继续我的说法。语言霸权是一种虚构,像卡夫卡的城堡,永远不可企及,使语言的劳作成为徒劳。语言霸权预置了高端和中心,在某处摆上一把皇帝的椅子。它同“知识分子边缘化”是一张钱币的两面。“边缘化”和“中心化”是同一心态,两种表现,两类说辞。我们看不见语言的物质性,看不见语言历史和现状,语言部落的坚守者们的信心时时刻刻会动摇,立场时时刻刻会转变,一会儿“中心”,一会儿“边缘”。宣扬转变并不是角色转换,山还是那座山,篱笆墙还是那排篱笆墙。
  在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语言资源的拥有者,还只是一些只会在亚马逊河种橡胶的人。然而,语言作为商品开发,并不见得比别的纯物质的商品开发来得更迟。湖南的语言操练者们,无疑是敢为天下先的一群。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南下海南岛,办了一本叫《海南纪实》的刊物,他们原来想办一本《中国纪实》,出版机构不同意,他们才办了《海南纪实》。我不知道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们一个主要目标是先赚钱。这本刊物确实是赚了钱。他们较早地把语言文字制作成产品,投入市场,变成商品,获取利润。应该说,这是语言文字商品化的正确途径。但是,这一事件并未昭示语言的资本性质。当时还是货币资本的天下。房地产开发商不能用语言盖房子,企业主不能用语言雇工和购买原材料,券商不能用语言炒股和买卖期货。尽管是货币同语言一道炒热了市场,甚至可以说,市场是货币和语言媾合的产儿。
  我们一直认为,货币资本是自足的,独立存在的。其实,作为符号,它一直与语言资本形影相随。资本的利润空间,永远在语言的想象空间之内。很难想象,货币资本离开语言资本,还会血肉丰满。
  莎士比亚用华丽的言辞斥骂过同样华丽的金子。他的骂辞像时下一些会议表决一样获得了一致地鼓掌通过。把货币同语言放置在一起,实在是一种难堪的事。货币在语言的辞书里只是干巴巴的一条——“充当一切商品的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是价值的一般代表,可以购买任何别的商品”(见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辞典》“货币”词条)。货币的关键是这个“一切”和“一般”,这“一切”和“一般”只能是符号的性质,正是语言的同一性质。像货币同语言一道进入符号领域一样,语言随货币进入流通领域,语言几乎就是影子货币。语言与货币的概念混淆,它们事实上在生活中是一个混淆概念。它们在符号领域和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置换角色,相互取代。你可以用语言表达,也可以用货币表达。比方说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书,它并不卖多少钱,它的实际价值只成为“公益性文化”,而一本很差的畅销小说卖大钱。一部艺术价值很高的电影不叫座,一部滥电影票房很高。这种现象是货币表达为主。叫好是语言表达,叫座是货币表达。在另外一些时候,比方在五星级酒店用餐和在一般酒店用餐的货币体现,购买劳力士手表、宝马汽车的货币体现,我们不难发现货币体现的是某个语言概念,货币甚至失去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这个时候的商品消费表达仅仅是语言的表达。货币的符号性质,语言的商品价值,概念直接成为商品,改写了商品只作为实用价值的体现这一传统观念。而货币作为充当一切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正建立在商品的实用价值这个观念上。随着语言经济、概念经济与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一并前行的时候,随着信息化、知识经济作为一种产业的时候,货币最重要的职能只是作为一种结算手段。生活物质世界随着人们非物质化需求的不断增长,作为商品的实用价值越来越不重要,货币充当一切商品的等价角色将面目全非,而语言成为资本将成为一种可能。
  我们谈“语言资本主义”只是讲现象的类似性和语言的历史遭遇,陈述语言的物质化,商品化,货币化的事实。而且仅仅限于汉语语言这个立足点。我熟悉并且热爱这种语言,我的祖国即我语言的祖国,我的楚辞的诸子百家的、唐诗宋词的祖国。我热爱和不能割舍。汉语语言的诗意和智慧又哪能“充当一般等价物”呢?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我怀抱着我们的语言祖国做了个梦,梦醒时分,一切都成为事实。我永远记得,在中国文学讲习所,我的同窗,河南作家杨东明说要两把刷子写作,一把刷子写文学,一把刷子写金钱。我们尊敬的所长、文学老人李清泉几乎是痛心疾首,文学家只能是一支笔写作,他的弟子应写出汉语语言的不朽来。在杨东明闻到了语言的铜臭的时候,我只是恐惧,我恐惧五星级酒店五十块钱一杯的咖啡。
  汉语语言资源从图书馆、讲坛、书斋流入市场,流人媒体,流入消费的海洋,最先从语音变化开始。香港游客,香港电视剧、电影带来了港腔港调。港客的着装、首饰、化妆品以及行李、照相机,都成为相对大陆内地富有的身份象征。港腔港调也是,“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