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美女与文学史
作者：李江峰
我们先来看文学创造美女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学践履，卷帙浩繁，从屈原的香草美人到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钗，哪一本里少得了如玉之颜。次第观来，真让人有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由不得你装腔作势，道貌岸然。一部文学史实在就是换着花样变着法子表现美女的历史，老托尔斯泰就曾把性、阴谋和暴力归结为文学的三要素，不过比我的看法更偏激一些罢了。据《晋书》记载，惠帝之后贾氏名南风，好设密室猎取美男子以恣淫乐，荒乱放恣堪称别开生面。但让人纳闷的是：后世的性爱文学中竟然没有丝毫提及贾后的淫艳。对此茅盾认为，根本的原因乃是后世文人不喜欢将短黑有痣的贾南风作为香艳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女主角必定为美人几乎是中国性爱小说的不二之则。贾后既丑且黑，所以没能感发许多文人为她特造故事，不然，那样的好材料，性爱小说的作者安肯割爱?这解释真是一针见血。其实“女主角必为美人”何止是性爱小说的定例，一切爱情文学大抵都是这个路子。女子如果缺少如花似玉的美貌是没有资格进文学史的，言情小说里的女主角以至女配角，照例个个美若天仙自不必说了，就是一般所谓“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作品，相貌平平的女子似乎也跟爱情不大沾边，更别提相貌丑陋的妇人了。绝世美人武则天、杨太真不仅在性爱小说里出尽风头，连爱情故事里的百媚千娇也少不了她们的份，贾南风就只能沦为史书的一个笑柄，“风流”二字是她不配享用的。便是我们实际生活里万万千千没有可以引以为傲的容貌的女人，你要让她去读一个不美的女子作主角的爱情故事，她也会浑身不自在的，而我们文学的标准读者男性们就更不能容忍这样的故事了。总而言之，耳熟能详的文学传统教给我们：不是美女，在文学作品中是不配享受爱情的。敢于向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叫板的浪漫主义者司汤达，也只有勇气编一个丑男俊女的故事，不服气你颠个儿写写看。古典色情小说《肉蒲团》里有一处耐人寻味的笔墨：一位丑陋的妇人看见标致男子时的第一反应，竟是“替艳芳(书中的美女主角)害起相思病来，你说古怪不古怪”?由此可见，世间有一种病，是丑女不配犯的。半个世纪前，钱钟书先生在小说《猫》中借陈侠君之口窥破了这个秘密：“最能得男人爱的并不是美人。我们该防备的倒是相貌平常、姿色中等的女人。像咱们家里的太太或咱们爱过的其他女人，一个都说不上美，可是我们当初追求的时候，也曾为她们睡不着，吃不下。”这段议论直接导致了《围城》对美女文学传统的反动，可惜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于是乎我们在此后的现当代文学里遭遇的依旧是一拨又一拨才子佳人的粉墨登场。
我们再来看美女创造文学的历史。探讨上编，关于文学作品的作者问题可以撇开不论，你看咱们那么多一流的名著，到如今连到底是谁人杜撰都是一笔糊涂账。连曹雪芹那样的大腕，关于其人的有无虚实的争论，从红学问世以来就没有消停过。罗兰巴特曾宣告“作者死了”，这种怪论舶来之初曾唬倒不少读书人。其实在咱们的文学史里，好多好多的作者原本就没有活过，所以像福柯所谓“作者是谁”这样故弄玄虚的问题压根儿就跟咱们的文学史不搭界。到了下编，这问题却脱颖而出没法回避了。跟我们习以为常的“写美女”不同，“美女写”这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被体制化(各种体制，封建的半封建的准封建的)的文学史更严重地遮蔽了。古代文章是经国之大业，所以女子在诗词曲赋里可以是骚人墨客的亵玩对象，但她们自个儿的创构纵然妙手天成，至纯至真，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何光远《鉴戒录》所谓“翰墨文章之能，非妇人女子之事”，像李清照那样俊逸光新的大家，王灼在《碧鸡漫志》里直骂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者。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畏羞。”胡适说过，没有那些沦落风尘的歌妓就不会有宋词的繁荣，虽然这只是断代史真相的一点还原，但毕竟还原了一点真相。这几年我们的美女作家忽然多将起来，“铺天盖地”(棉棉语)，蔚为大观，一时间由文本向作者倾斜已然成为文学写作的大势所趋。“文学创造美女”急剧向“美女创造文学”逆转，写“给男人看”一变而为“写”给男人看。英国人约翰弥勒以为女人所作的文学大半是“对于男子的谄媚”，好些个美女作家的作为倒让我们觉得，女人写作的行为本身也成了这种“谄媚”之一端。几千年来，人类在想象世界里沉迷恣肆，“我欲娶王嫱，便顷刻间为西施原配”，与现如今灯红酒绿里美仑美奂的声色世界相比，虚无飘渺的文本幻象已经光彩全元，只剩下作者是活灵活现可以感知的。写什么已经无关宏旨了，我们愿意看一个美女“写”，这“写”的姿态成为万种风情之中不曾为人领略过的一种，在我们烂熟了的一颦一笑之外，从此以往，最令人心旌摇荡的倩影不再是T型台上的款款猫步，而是在电脑前坐下来，敲动键盘。
不久前一位“80年代后”偶像派作家(这是美女作家的另一种名号)在北京举行签售活动时称：“钱钟书先生说，‘吃到了好吃的鸡蛋，就不需要知道生蛋的母鸡长什么样。’我一直不认可这句名言。”她认为文学作品的影响非常深远，所以鸡蛋的价值不能和文学相提并论。除了“新书封面上立体感和美感兼具的作者侧脸相片”外，偶像作家还现场散发了自己仪态万千的玉照。她并且表示：“我希望读者能感觉到我文如其人。如果读者说，‘我看到你很亲切。’这就是我要的最好的鼓励和支持了。”这下我们该知道美文和美女的关系了，那和鸡蛋与母鸡的关系是断断乎不能相提并论的。钱先生当年脱口说出这句著名的俏皮话时，他哪里想到这里面潜藏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啊(老尼采也说过“母鸡下蛋与诗人作诗都是痛苦使然”这种不严谨的话)，《谈艺录》里专门有一节论“文如其人”这个旧题，自然在理论上也留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漏洞。我们以后要是欣赏一个美女作家，你能想出来的最天才的赞美词就是：哇噻，你的文章长得好好像你哟!当然，它也为文如其人这个老生常谈的题中应有之义增添了新的内涵。
美女作家的勃兴，在背后操纵与炒作的自然都是些须眉浊物。揣摩他们的本意应该是想在锦上添点花：本来天生丽质的，偶尔摇摇笔杆，便有人奉若神明，抬举为作家；反过来，那些专事舞文弄墨的年轻女性，似乎也因沾了点文墨而能凭添几分姿色。暴炒的结果，却是双重带累了美女与作家的声名，真美女与真作家两厢都不买账：真美女固然无意(无能)与作家争文采，真作家又何尝屑于(敢于)跟美女比容貌。棉棉本是美女作家的标本，却忙不迭出来婉拒论家的吹捧(她觉得是“诬陷”)；刘若英照我看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对有人把她纳入美女作家的阵营也是敬谢不敏。棉棉几年前在《文学自由谈》上写过一篇义愤填膺的《一场“美女作家”的闹剧》。她气呼呼地质问：“美女怎么会跟作家粘在一块呢?”照我看来，美女怎么就不能跟作家粘在一块呢?其实处理得当，美女与作家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啊，这就牵扯到对“美女作家”这个概念的界说。棉棉在那篇文章里声称：“我觉得我很美，我觉得我是作家，但我不是美女作家。”把美女和美女作家区分开来的思路煞是要紧，我们在讨论文学创造美女时，重点是虚幻不实的“美女”，所以标准必须严苛一些，否则恐怕连读者都不干；我们在讨论美女创造的文学时，重点是有血有肉的“美女作家”，标准就不妨稀松一点。棉棉还提到“后来所有年轻的女作家都被称为了‘美女作家”’，其实这种照单全收的归纳法也不是全无道理：容貌的美丑妍媸本就人见人殊，羌无定论，韩石山先生有篇妙文《路上的女人你要看》里说得好：“不一定非得是什么沉鱼落雁，有几分姿色就行了，甚至连几分姿色都没有，只要打扮也还抢眼的，都可视作漂亮。什么都是比出来的，实在不行了，跟路边的电线杆子比比嘛。”笔者在将要撰写的美女文学史里，会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尽量网开一面，不事苛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有一千种不同的美女形象。一位文学朋克小子说过一句忒不厚道的话：你把那几个美女作家搁到上下五千年哪一段都不能算是美女。文学不是选美，宜粗不宜细，不能细化量化到三围尺寸之类。做女人难，做会写作的女人尤其难，柴米油盐之外还能兼擅琴棋书画，亏你还好意思在人家的相貌上辎铢必较。笔者鉴赏过几份文学刊物推出的“美女作家”专号上展示的作者玉照，虽然并未一见之下惊为天人，但再看三看之后，还真就看出些眉目来。明代作家张岱有一奇伟诡怪之论，说文章像女子，有丑而耐看者，有不丑而寡淡无味者。不丑是一种美，耐看也是一种美，所以，对于所有年轻的女作家，我们可以不论长相好不好，一概扣顶美女帽。
我愿意重申一遍，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学创造美女和美女创造文学的历史，这是多么美好的历史，只可惜在陈陈相因的文学史里，在一帮酸腐文人的笔下，几番生吞活剥之后，道理现而血肉枯，辜负了多少花容月貌。我们对这种历史的叙述，一面是对真相的还原，一面也可以让女权意识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有所着落并且彰显，从而结束男权叙事时代“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种一锅煮的懵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