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关于叙述虚构之断想
作者：张石山
但一般记叙文、包括报告文学不也是依赖文字叙述的吗?所以，惟有虚构，才是小说的灵魂和生命。
小说，从创作的主体而言是文字叙述，从欣赏的受众而言则是书籍阅读。与戏剧相比，小说的繁荣与大众的阅读能力有关。文盲比例过高，阅读市场过小，很难催生出小说的黄金时代。
所谓“小说”，历来不登大雅。中国自古是诗文的国度，有“文以载道”的强大传统。但通常所说用以载道的文章，指经史子集、八股策论、诗词乐府等，并非指望小说匡正乾纲、承续道统。
但在主流文化强大传统影响之下，中国的古典小说无不强调“载道”。充满杀人放火描写的《水浒》，历来不免被批评“诲盗”，原来倡导的是忠义；露骨描写性交的《金瓶梅》，分明有“诲淫”之嫌，据说也是为了惩戒淫欲。浅薄评论家逢迎他意说《西游记》描写了一只富有造反精神的猴子，那猴子一旦皈依佛法，立即诛杀其他妖精，哪里顾念大家本都是不服王化的山精水怪。
或者可以说，中国古来的小说家们相当富有责任感。写作的虽然是不登大雅的小说，作者却无不满怀王化道统天下己任。这个特点一直遗传到当代，小说家们个个都要学习鲁迅，要以文学来“救国”，要用小说来唤醒民众。搞得小说不堪重负，搞得作家自己忧国忧民、要投泪罗江的屈原似的。
上个世纪初，中国开始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扫除文盲、开启民智，从此成为可能。
唐朝，自居易的新乐府可以听“老妪”评说；宋朝，“有水井处即有柳词”。那是借助了诗词本身的吟诵歌咏功能，老妪们依靠辨听而不是依靠阅读来接近了诗词。
白话文运动之来，孩子们不再上私塾里读四书五经而是上国民小学念白话课本，中国的文盲锐减。更强烈的阅读需求，呼唤着更多、同时也更通俗的文学作品。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白话小说创作一派蓬勃，作家队伍空前庞大起来。
从大众接受的标准来衡量，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还是趋于深奥晦涩了些。有感于《阿Q正传》如此好文章老百姓无法消受，赵树理一片苦心将小说文字的通俗化发挥到某种极致。赵树理的文字遭贬斥或者得赞誉，都是因为通俗。
事实上，赵树理成为这样一块里程碑：初通文字，不仅能够读小说，而且可以写小说。
不知赵树理是否得过“人民作家”的称号。后来，若干功成名就的老作家、还有个别当红的年轻作家被授予过“人民作家”稍号。这个名堂容易引起误会。好像其他作家属于“敌人作家”。至少也是“反人民作家”和“非人民作家”。
所以，“人民作家”倒不如称为“功勋作家”。
赵树理先生，与其称他“人民作家”，不如称他“农民作家”。
小说作者犹如其他文体的作者，在写作之初无不预设一个“期待视野”。当有人揶揄赵树理的小说写得太白太土，赵树理豪迈地回答：我本来就不是写给你看的!为了初通文字的农民读者能够看懂他的小说，他不惜隐藏起自己更高的写作功力，甘心遭一些半瓶醋的挖苦。
其实，人们哪里能说赵树理的写作功力不高。平易而能近人，实属高大境界。
佛祖曾经发愿，要渡尽众生自己才登彼岸。众生者，包括蝼蚁虫豸。那么，佛祖宣讲佛法能不浅白通俗吗?能格外卖弄自己多么高明吗?与一生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先生一样，赵树理至少具有菩萨那样悲悯的心怀。
伟大的白话文运动，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启蒙、革命等等运动相伴生。以鲁迅为首的小说家们，要用文学来救国，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作家，自己发誓要担当大任；小说，从此不堪重负。
何况，到后来小说家都被纳入组织管理、小说创作都要服从宣传的需要。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白话小说几乎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过分紧密的不解之缘。
记得茅盾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简单配合宣传任务，是小说的堕落。
“堕落”，他用的是这样一个刻毒的词汇。其中多少痛心疾首啊!而正是茅盾先生自己的一些作品，大有配合宣传任务之嫌。一切是那样耐人寻味。
赵树理身为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的代表之一，作为个案，他的命运值得后人思索。他看到生活中太多的不平或日“问题”，他要通过小说来呼吁呐喊。他称自己的作品属于“问题小说”。当用小说反映问题已经来不及的时候，他向中央上了“万言书”。
鲁迅的小说是否可以救国?是否能够改造国民性?再缩小范围来讲，赵树理的小说反映问题之后能否解决问题?
有人问，假如鲁迅活到建国后他会怎么样?活到建国后的郭沫若、巴金、沈从文等人的命运遭际，已经就是回答。
赵树理曾经被夸奖为“铁笔圣手”，文化革命开始则立即被打成所谓山西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残酷批斗、被打断肋骨，最终迫害致死。
将一切罪责推到“四人帮”和红卫兵的头上是方便的；但这是比小说虚构还玄乎的虚构。
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革”结束。诗歌与小说创作一时异常蓬勃，极其踊跃地呼应参与了思想解放运动。读者无暇关注什么艺术，大家渴望文学作品来揭示社会问题、呐喊民众心声。号角诗歌、问题小说纷纷制造轰动，接着是专门揭示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洛阳纸贵。轰动效应一个接着一个。作家因为一篇作品最早呼喊了某一个重大问题而一举成名天下闻。
这样的轰动，与作家的艺术功力、与作品的文学内涵无关。广大读者对文学的“非文学期望”，驱使着作家们仿佛在比赛谁更加“傻大胆”。文学创作的异化状况日益严重，几乎不可救药。
当形势发生变化，比如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当初歌赞合作化、公社化而红极一时的小说作品立即一文不名。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反证。但小说创作图解政策、追风赶浪的弊病始终极其顽固。
当大家浪漫地欢呼歌唱“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到来的时候，文学既然一直要干预生活，生活对文学的干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极左思潮哪里会轻易消失；政治干预何尝曾经弱化。艺术家赵丹逝世前痛心疾首地说：管得太死，文艺没有希望。新时期文学在艰难奋进。文学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顽强求索。
有人轻松预言：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作品。话说得一点没有毛病，时代确实伟大，但不能性急，因为伟大作品至今尚未出现。
很久很久以前，始终被描述定性成“万恶的旧社会”，那时反倒产生过伟大的作品。比如《红楼梦》，比如《聊斋》。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文学创作，作为最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天才作家、伟大作品的出现，或者并无什么规律。
没有生活，当然不可能写出什么文学作品。这本来就是常识。作家们冷暖自知，何须一再唠叨。原来，那些人希望作家们“深入”到与当前工作有关的生活中去。当前号召养猪、提倡节育、正在搞责任制、修筑了一条高速公路什么的，你们为什么不立即去深入?
好在曹雪芹没有被强迫到刘姥姥村子里去深入生活。
被打成右派、劳改监禁的惨痛生活，造就了一批右派作家，所谓“五七战士”。
被剥夺了读书升学的权利、强迫上山下乡的刻骨经历，孕育出一批知青作家，所谓“老三届”。
“五七战士”与“老三届”为代表的两大集团，成为带动中国新时期文学不断前进的两条腿。相比而言，前者生活积累也许更加丰厚，但思想相对僵死。有一位专写“大墙文学”的作家，把人们不得已去国外说成是“叛国”，他大力塑造的文学典型宁肯继续住监狱、宁肯挨枪毙也不出国。另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作家，说他的挨打经历是“娘打儿子”。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老三届”作家开始学习写作，适逢国门大开，各种思潮包括创作理论涌入。大家努力用全人类的先进思想来武装自己，而不是“独尊儒术”。
前者几乎被彻底阉割；后者万幸还保留了一点自我。“老三届”作家逐渐成为独力支撑中国文坛的中坚。然而，看似庞然大物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却是一个“独腿巨人”。
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作家大多曾经出国留学旅居。或东洋或西洋，大家周游列国，因而获得了某种世界性的眼光。或者说，大家有中外两种文化准备，仿佛行走的人长有两条腿。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尽管手里没有多少大牌、好牌，却也挤进了世界文学的整体牌局。
新中国文学直至新时期文学，相比之下先天不足。以我们寄予希望的“老三届”集团而言，作家们大多学养不够，更没有机会出国求学，难得具备世界性的眼光与实力。好比一条腿行走，不易跋涉高远。
这时，“伟大时代必然产生伟大作品”就更加显得目标高远。
中国文学未能走向世界，客观原因也不可忽略。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始终称霸世界。当今世界更加变成了一个英语世界。日本的全盘西化，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极大提高了日语在全球的话语权。相比之下，中文处于一种显然的弱势地位。
平心而论，中国的小说真个那么差吗?中国小说的读者群还不够庞大吗?但西方中心断然漠视这种巨大的存在。
军事霸权、经济霸权，支撑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发言权。它们的文学或者遭受漠视，或者被曲解利用。包括前苏联，曾经有作家获取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标准在于作品是否“持不同政见”。
如此的评奖标准极大地败坏着文学。
除了长官意志，若干评论家也爱对小说创作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而且，由于他们拥有话语权，表现十分傲慢霸道、乃至冥顽猖獗。
如果说小说创作应该源于生活基于人心，那么对小说的评论赏读能够离开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人心的觉悟吗?不幸的是，我们的评论家多数缺少对生活与人心的起码理解。他们只是从前人和外国人那里掮客似的搬来一些评论残渣，然后用这些残渣来吓唬人。国外的新潮理论层出不穷，所以评论家用来吓唬人的棍棒很多，用掉一根又来一根。有人揶揄说，相当一段时间里，不幸被评论家纳入视野的一些小说家，就像被鞭子驱赶的狗一样喘不过气来。
如果中国没有伟大作家，那就更不可能有什么伟大评论家。因为他们对小说的败坏更为严重。
小说产生轰动效应、作家一夜成名，这样的时光不过短短十来年。曾经极其热闹的阅读市场，乍然冷落。除了个别幸运儿，除了个别被精心炒作销路不错的小说，相当可读的一部作品，印发万把册就算到头。耳边好像也听到过要“振兴”小说创作的声音。小说似乎变成了什么濒危物种，要抢救、要保护。要振兴什么，什么往往很悲凉。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小说的落寞并不是惯常意义上的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其振兴或者重新辉煌，几乎是再无可能。二十世纪全球的经济发展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的变化超过文明缓慢累积五千年。人类迎来了伟大的电子时代。“仓颉造字鬼夜哭”。电子时代的到来，几乎是与人类文明史上文字出现一样惊天动地的事件。电视网络将人类一网打尽。
小说的落寞是必然的。
不过，我们又不必太过杞人忧天。好莱坞依然兴盛，百老汇照样火暴。人们依然要看场面浩大、充分满足视觉的电影；人们依然需要观赏现场感真切、直接交流的表演艺术。电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电影和戏剧。在发达国家，小说并没有消失。诺贝尔文学奖依然年年评选。艺术家们永远有着创造的欲望；人类也将永远有着阅读的需求。
中国新时期小说曾经创造出巨大的轰动效应。但读者对小说的“政治诉求”远远超过了对它的“艺术诉求”。小说的轰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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