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六亿一人
作者：何满子
七位数的知识分子与六亿人口中，只有吕荧一人，仅此一人，没有第二个，敢于在1955年5月25日召开的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面对大会对“胡风反革命”．的气焰高涨的声讨，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英雄般地站出来，为后来事实所证明了的诬陷声辩：“胡风不是反革命”!
须知，这一大胆的挑战的矛头，远不止是针对大会场里的权威人士哩!
六亿一人!
这是螳臂挡车的卤莽行为。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中国人民的正气的一脉，全仗吕荧这个孱弱的书生孤丝独悬而赖以不坠了。试想想那时举国声讨的背景，大会上凌厉肃杀的气焰，这特立独行的壮举是应该在中国史册写上金光灿灿的一笔以昭示来兹的。特别是对照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沉沦和失语，吕荧的英雄形象更显其崇高。
当时我被株连系狱，无从得知吕荧这一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直到蒙“宽大释放”后，才于1956年冬，从海燕书店经理人俞鸿模(他于1967年在被迫害中自杀，1955年也被审查而未入狱)那里听到诉说。当时我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我听着憋紧了气，全身的血都像涌进了心脏，一面喘息，一面泪水从眼眶冒出。我没有想到，吕荧竟能这样大无畏，这样“虽千万人吾往矣”地豪迈和悲壮!在我的印象里，吕荧是温文尔雅，遇事踟踟躇躇，不很善于言辞，多少有些迂夫子气的人。在我和他有限的交往中，从未见过他有慷慨激昂的言谈和举止，倒是常有些不谙人情世故如上海方言所谓的“自说自话”。总之，他不是一个在一定场合会挺身而出即常言所说的行侠仗义的人。万没有想到在这节骨眼上他会孤胆英雄般地不计安危，无视一切地豁出去。
那些年中，我多么想找到一个参加那次会议，目睹吕荧这一壮举的人，探听当时的情景!这愿望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实现。那些年中，想起这事时，我便在对他的记忆中想象，模拟他在大会上的心情、处境和当众抗辩的姿态。1955年以后的日子中我处于被管制和身不由己的不断迁徙中，想同他晤面亲听诉说的可能是没有的……。
我和他初识于抗战前一年的暑期里，我在上海亲戚家作客。那时他还未曾有吕荧的笔名，名叫吕佶，和我的一个表兄同在一位德国侨民处补习德文。那德侨就住在我亲戚家附近，因此吕佶几乎每天到我亲戚家来。那时他在北大肄业，暑假中陪侍他的养母也是他的乳娘从安徽家乡到上海来住医院动手术。我亲戚家的大人都夸赞他对乳母这样尽孝道而很礼待他。有一次他来时，我正在读黎烈文翻译的法国剧本《妒误》，于是谈起了文学。我这才发现他文学修养的不凡。承他不弃，不以我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为无知，彼此成了相互有吸引力的朋友，很快就熟稔了。
暑期过后他回北大读书，给我寄来了几期大学同学自办的同人小型刊物《铜驼》，里面有他的文章和他翻译的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封面上都题着“赠给小弟”，这是他学着我表哥对我的称呼。我们的通信一直继续到次年抗战开始才中断。
1940年我在成都一家日报编副刊，从一位作者处得知吕佶曾在成都逗留过，现已去昆明西南联大复学。我曾去信向他约稿，他没有给。我便将他描述校园生活的一封来信摘登在副刊上，把报纸寄去。他来信调侃，说我编辑没当上几天，逼稿的花样倒不少。这封信上画有一幅他拟想中的我的画像，原来他还会画几笔，我很喜欢，一直珍藏着，直到1955年我被逮捕时才搜查失去。
1944年春，我从湘桂回成都的重庆旅次又和他重逢。我到重庆张家花园抗敌文协去找在文协任秘书的梅林，正好他也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在《七月》写评论艾青和田间的诗的《人能花朵》一文和翻译卢卡契的论文《叙述描写》的吕荧就是他。吕炭是第一个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卓越的理论家卢卡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这标志着他的美学、文艺学的成熟。他当时在他夫人的家乡涪陵教中学，正在翻译普式庚的长诗《欧根·奥尼金》，经常到重庆活动，但我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得到他寄赠的译本。抗战胜利后我正准备复员东下时，接到他的信，说即将去贵州大学任教，我写信为他介绍时在贵阳任省艺术馆馆长的马思聪相识，后来他回信说，马思聪见了，可是见面就成了送行，马回广东去了。
解放后的最后一次相逢也很突兀。195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夜已很深，快十一点了吧，我寓所的花园栅门外忽然有人大喊我的名字，我赶下来一看，竟是吕荧。原来他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为几个刺儿头学生所纠缠，一气就到了上海。经过梅林找到我，梅林已将他安顿下来。吕荧这人的不识时务在那次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贾植芳和我都在震旦大学教书，他竟想也到震旦来任教，完全不懂得解放后人事任职制度，哪有这么随便!结果还是在新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的梅林安排，让他翻译了几本苏联文艺理论的小册子混了几个月，秋后便被冯雪峰约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去了。那短暂的一段会晤是我和他最后的来往。
从俞鸿模那里得知吕荧在大会上为胡风声辩的事后，我毫不怀疑地认定吕荧已被打入此案，估计关在狱中。哪知大谬不然，1958年我被发配在宁夏时，一天惊喜地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了吕荧和朱光潜、蔡仪等人争论美学问题的论文。刊登他文章的同时，报上有一则“编者按”，大意是吕荧曾受胡风思想影响(想必是暗指他为胡辩白之举)，但经查没有反革命联系，现在欢迎他参加讨论，云云。分明是为他平了反。我激动之余，干了一件“犯法”的蠢事，写了一篇文章声援吕荧。因为我当时被剥夺了公民权的身份，依法没有言论自由，便化了一个吕荧所知道的笔名，妄想在《人民日报》刊出。真可谓异想天开，结果是惹了一场窝窝囊囊的麻烦。
此后就不再有吕荧的消息，直到1980年我在安徽全椒吴敬梓的家乡参加《儒林外史》讨论会，才从吕荧家乡天长县的一个文学青年那里得知吕荧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场被摧残而死了。这位青年没有诉说详情，其实也无须问，一切都可以想见，像他这样在大会上敢于当众唱反调的人，也决不会在“文革”造反派面前低头，于是玉碎。
同年我在北京有心寻访了几位1955年5月25日参加那次大会的熟人，探得了当时吕荧发难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很有必要将所听到的那一幕记录下来。参加过那个会的人如今还有健在的，希望能作为目击者进行补充或修正，使这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沉沦和失语时期大勇者的英雄行为能为年青一代所周知。
当大会主席郭沫若控诉了胡风反革命的滔天罪行，要求大会通过把胡风驱逐出文联和作协队伍，并要求政府对胡风严厉惩办时，台下全体鼓掌、怒斥之声不绝。
吕荧急匆匆地跑上主席台，向主席台上的几位主持者轻轻说了句什么话，走到台前，拿起话筒，文文静静地说：“我说两句，胡风的错误，是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这是理论问题，思想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
全场都愣了。有几秒钟死一般的沉寂。突然，一个人(向我诉述的人都吩咐我不要向外张扬这个人是谁，我答应了，因此我遵约不点名，只说此人是一位知名的歌词作家兼理论家)奋步上台，说时迟，那时快，赶过去夺下了吕荧手中的话筒，把吕荧揪住，连拖带搡地拉下了主席台。
会场一片鼓噪，为那人助威，喊叫“轰下去”!也有嘘声。好几分钟后会场才归于正常。
那么，吕荧的发言刚开了一个头就给扼杀了，但主题已经亮出。
直到那时为止，在批判会乃至斗争会上还没有人动手动脚，没有肉体接触的行为。这位勇士，即歌词作家兼理论家的揪人、推搡人的全武行是创新之举；也就是早于“文革”造反派前十年，就预演了这样一场。这也“史无前例”，应该记上一笔。
我常常悬揣，不知吕荧在“文革”时期受到造反好汉的推搡和“皮肉教育”时，是否会想起那次会场上被揪的一幕?吕荧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游行也曾被国民党军警的棍子打过。前面提到抗战前他曾寄给我的同人小刊《铜驼》上，就有一篇记述游行挨打的文章。国民党军警和“文革”造反派当然是凶神恶煞，没想到绅士模样的文人也会来这一手!
吕荧真命苦，少年丧母，中年颠沛，临了惨死。但不仅有著译使他不朽，1955年那次石破天惊的大会上的抗辩将更使他不朽!
六亿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