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
作者：袁良骏
李何林先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便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文艺思想的研究工作，他的《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虽属材料汇编，但却具有鲜明的倾向和独到的见解，它们凝聚了一位马列主义的青年学者对鲁迅的崇敬和捍卫，对“五四”革命文学传统的崇敬和捍卫，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意义。十年之后，李先生出版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第一部文艺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无论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抗战年月，还是在戎马倥偬的解放战争之中，李先生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学术事业。进入解放区之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先生更把自己的学术事业和教书育人结合了起来。桃李满天下，卓识遍中华，李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几乎可以说无人可比。直到他1988年底去世，李先生六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他的学术事业、教育事业，确实做到了“辄焚膏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李先生虽然做过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和鲁迅博物馆馆长这两任“学官”，但他终生从事的毕竟是比较清纯的学术和教育事业，李先生也是一位比较清苦的教师和学者。李先生这种治学精神、生活态度、处世态度，得到了学界同仁和后生晚辈的敬重，他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楷模。人们也许并不完全首肯李先生的学术观点，但都不能不佩服专心致志、六十年如一日的治学态度和精神。
李先生让人敬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耿介和正直。在学术观点上，他从来是旗帜鲜明，当仁不让的。早在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时，他便为文尖锐点名批评了《大公报》短评《悼鲁迅先生》以及叶公超教授的《鲁迅》一文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指出鲁迅先生不是尖酸刻薄，而是深刻锐利；他的影响不是“虚空与绝望”，而是切切实实地推动着中国的前进与改革；鲁迅更不是什么“膨胀的个人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在鲁迅研究史上，这是较早的捍卫鲁迅的声音，也是较早的对曲解、诬蔑鲁迅者的点名道姓的批评。这种批评，表明了李先生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
全国解放后，某些文艺界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十分严重，特别是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冯雪峰反党小集团”、“文艺界右派集团”等“文字狱”冤案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李先生是这些冤案的漏网者、幸运者。然而，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他们终于拿他开刀了。李先生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本来是一个纯粹而又纯粹的学术“小问题”，然而，善于制造冤案的文艺界某些领导人却偏偏把它当成了什么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作而大肆挞伐。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李先生正义凛然，在全国作协召开的批判他的大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抗辩。虽然最后李先生也不得不“下级服从上级”，被迫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但那三小时的抗辩已经说明了一切，那才是李先生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声音!
“文革”结束后，在清算“四人帮”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股贬损鲁迅的错误思潮，甚至把鲁迅的话被人利用，当成鲁迅自己的罪过。特别是文艺界某些老前辈，也因种种原因而推波助澜，向鲁迅身上泼污水。比如，人们十分尊敬的老作家、鲁迅生前的老友、茅盾先生在《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中竟然指责鲁迅对胡风“失察”没有看清他的“反革命”面目，文艺界领导人之一的夏衍同志在《懒寻旧梦录》中也诬蔑鲁迅与冯雪峰、胡风搞小宗派，破坏“左联”的团结。对于这些权威人士的错误论调，文艺界是一片噤声。而只有李何林先生挺身而出，先后发表了《也来澄清一些事实》、《为鲁迅、冯雪峰答辩》等文章，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的错误意见，澄清了他们加诸鲁迅的不白之冤。李何林先生应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邀请，要在他们主持的三校(北大、北师大、北师院)联合召开的“两个口号论争”的专题讨论会上(1978年4月)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北大的某些领导人利用职权、处心积虑剥夺李先生的发言权时，李先生同样是不卑不亢、坚决抗争，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鲁迅式硬骨头精神。我本人作为那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屈服于北大个别领导人的压力，扮演了一个“刀斧手”的角色，剥夺了李先生的发言权。今天，我要趁此机会，再次向李先生的在天之灵表示忏悔!
人无完人，李先生的某些学术观点也不尽妥善，比如他提出的“捍卫鲁迅”的口号，虽然精神可嘉，但作为口号则容易产生流弊。作为一代伟人，鲁迅又何需别人捍卫?如果他依靠别人捍卫，他还够得上伟人吗?再说，像鲁迅那样的伟人，我们一般人又如何捍卫得了?当然，某些可以争议的学术观点，并不影响我们对李何林先生的崇敬，并不影响《李何林全集》的经典性质。
2004年2月20日于京郊茅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