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答《羊城晚报》吴小攀问
作者：刘心武
答：关注现实是我小说创作一贯的特色。现实在急剧变化，写这样的小说也就必须能敏锐地抓住变化。《站冰》这个小说集中的7篇小说是我对转型期中国的若干新人物新事态新心理新冲突新问题的艺术反映。比如，现在中国城市都在急速膨胀，郊区农村因此也就迅速萎缩，在城乡互相浸润的结合部或者说龃龉部，有新的生死歌哭，像各个商品楼盘的保安这个行业，构成这个行业的农民青年，是我在写《班主任》和《钟鼓楼》时还不存在的，我这个新小说集里有好几篇就写到了他们的命运。再，像我1978年发表《爱情的位置》那样的小说，仅仅因为“大胆”地在题目里标出了“爱情”两个字，就曾引出过泼天大轰动，但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对各种情爱的表现，并深入到了性的层次。那么，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文坛老字号”，我对情色有什么新的感悟新的表达呢?《站冰》这个小说集也许能给追踪阅读我作品的读友一些新的惊喜。《站冰》这个符码乍看挺怪，是吧?其实翻书一读也就了然，当然，我是希望读者能领会我选择这个符码所想达到的象征意蕴的。
自绘插图，当然有“捞过界”之嫌。不过，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绘画，后来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爱好，一直坚持到了今天。我没有机会受到专业训练，但自信还是有灵气的。前些日子在贵报《花地》发表的小说《变叶木》的插图也是我自己画的。我一般不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画，我平时画油画和水彩画。小说里的插图是用油性笔在复印纸上画的线画。
问：你说过除了写小说、散文随笔外，还研究《红楼梦》。为什么会对《红楼梦》研究产生那么大的兴趣?你觉得《红楼梦》当得起“伟大”这两个字的最主要原因在哪里?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启发?《红楼梦》的诞生是一个偶然或必然?下一部《红楼梦》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诞生?
答：我觉得中国小说家当然需要从外国文化里汲取营养，比如学习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的开篇方式，博尔赫斯凭空想象出交叉花园的小径，等等。但我们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产儿，用方块字写作。因此，从自己民族的文化中，从自己民族的小说传统中去汲取营养，就更加必要更加迫切。《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化集大成的瑰宝，更是当得起“伟大”两个字的全人类共享文明中的佼佼者，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探究了人性，从而与人类其他优秀文学相贯通。这也是曹雪芹对我的最大启发。
《红楼梦》的诞生，我以为偶然性高于必然性，是个人以其才智超越时代局限的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例子。下一部《红楼梦》会何时产生?我不知道，而且，坦率地说，也不期待。人生很短，历史很长，你细想想，也就明白我的这一态度了。
问：与你创作《班主任》的时候相比，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的文学观念有什么样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文学观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文学与政治、商业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当下的文学创作环境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相比，你认为是好了还是差了?像你这么几十年如一日衷情于文学创作的并不多见，你是怎么样保持创作激情和灵感的?
答：我的文学观念并无大的变化。当然，我的创作技巧在不断地变化，但这是“移步而不换形”。认为社会变化，一个作家的创作观念也就必须随之变化，这个前提是不对的。一个成熟的作家多半不会随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文化现状的变化而轻易地变化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观应该是多元的，而且，古典的文学观与新潮的文学观之间应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在法国，不会因为出现了罗伯·格里叶等“新小说派”，萨特就去改变自己的文学观以求“跟上”，现在“新小说派”也已经成古典了，罗伯·格里叶他们也不会因“没紧跟”而遭人嗤笑。一个作家最好抱定自己选定的观念写到底。当然，如果真地是从内心里发生了变化，弃昨图今，那也很好。
当下的文学创作环境比上世纪好得太多了。主要的一点就是走向了多元。文学可以是非常紧密地贴近政治的，也可以是跟政治了无关系的，这不是很好吗?文学的市场化使得不少写作者真正地实现了民间生存，并促进了文学的进一步多元，读者有了很广泛的选择余地，这些都令人鼓舞。当然市场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但“无问题的进步”其实在全世界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的创作激情，主要基于我对社会的发展及文学的衍进有冷静的认知，我总是保持和社会中、下层的紧密接触，也可以说是总置身在他们当中，这使我能不断地获得写作资源，灵感也就随时会爆发出来。
问：现在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低龄化趋向，新生代作家在崛起，出现了以年代划分的70后、80后作家的说法，你对此有何看法?在年轻的一拨中，有没有你比较看重的作家或者是作品?
答：“低龄化”这个概念很奇怪。中外古今都出现过神童作家。如果一个人1970年出生，那他已经34岁了，想想34岁的曹雪芹和普希金已经写成了什么状态?如果说曹雪芹逝于40岁还有争论，普希金36岁谢世那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一个人出生于1980年现在也有24岁，想想24岁的李白已经写出了什么样的诗。再看看法国的梅里美22岁时就活跃于文坛等等的例子，那么，我们把二三十岁的人还算成“低龄”，只能说我们的观念上存在问题。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文化里论资排辈的传统实在太板结了，才导致这一说法吧。当然，我的意思也是说，尽管当下出版机构和传媒在推广作者作品时打出“70年代后”、“80年代后”的旗号有明显的商业炒作目的，但我还是认为无形中冲击了文坛也搞论资排辈的陋习，并不反感，常常抿嘴一笑。
我稍梢读过一点儿“70年代后”和“80年代”后作家的作品。我希望他们千万不要自己也觉得是“低龄写作”，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在他们的参与中，由几辈作家共同推进。
问：有人评价你“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你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社会的教化职责吗?文学的功用是什么?你对自己自《班主任》以来的创作是如何评价的?
答：我从不对文化包括文学的问题作惟一前提的回答。“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社会的教化职责吗?”这“一个”如果是“每一个”的意思，那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人类需要各种不同的作家，从伏尔泰到王尔德，从鲁迅到张爱玲，各种作家里一定要有以启蒙教化为职责的作家，也一定要有不关心教化一意去惟美的作家。如果问题具体到我个人，那么，我承认自己的站位，是选择了多元格局里“文学应该具备社会的启蒙教化职责”的这一元。我自1977年发表《班主任》以来，几乎每一部作品包括每一篇文章，都体现出我这一稳定的站位，但在这一位置上，我又自觉地从其他文学元里尽可能地汲取可丰富自己的营养，我为自己到今天还有旺盛的创作力而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