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钱理群的话语方式
作者：夏元明
我在读完钱先生的《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北大演讲之一》 (《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后，突然对钱先生的话语方式感到兴趣，我将钱先生的话语方式作了初步概括，有如下几个方面：煽情；危言耸听；自我标榜；标新立异，但未脱窠臼；见理不透，自相矛盾。下面试分述之。
煽情。钱先生演讲之所以受欢迎，反响热烈，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煽情。钱先生煽情很拿手，方法灵活多样，最重要的有三种：第一是投其所好；第二是抨击时弊；第三是“忧心如焚”。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估计听众喜欢什么，自己就讲什么；听众会有什么立场，就采取什么立场。这样既可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又可以成为听众的代言人，博得听众的拥戴，这是钱先生对付年轻学子最有效的方法。其实一个教授要想获得学生的支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与学生站在一起，成为学生的知音，为学生说话，为学生打抱不平，鲁迅当年就是这样做的。钱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自然深悟其道。比如此次演讲，钱先生就有许多讨好学生的言论。讲演一开始，钱先生就把自己摆在与听众是学友的位置上，说自己也是北大毕业的，而北大又是“东方莫斯科”，学生反响顿时热烈(“全场活跃起来”)。当时听讲的都是北大理科及语言科的新生，将北大誉为“东方莫斯科”，自然会满足学生的虚荣心，共鸣是必然的。这其实是一点小技巧，因为没有人不喜欢恭维。再比如，钱先生讲不能“冬行夏令”，即人生各阶段，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颠倒生命的季节，其中有两段话很受学生欢迎。第一段，“有句古诗说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聊发’还可以，现在却是越是老年越发狂，而且没完没了，另一面却设置种种清规戒律，不准青年人狂，这是不是‘人生的季节颠倒?”’青年对老年本来就有逆反心理，认为一切的不痛快，全是家长、老师压制的结果，现在钱先生这么一说，将他们平时敢怒不敢言的话说出来了，所以大快人心，焉有不鼓掌之理?第二段，“我至今还记得，我56年刚进北大时，在中文系召开的迎新会上，系学生会主席对我们说，大学时代就是要追求三样东西，一是知识，二是友谊，三是爱情。”“如果真像小说家谌容想象的那样，能够‘减去10岁 (对我来说，10岁不够，至少要减去30岁、40岁)’，我也会和在座的同学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与爱情!”这段话博得了“大鼓掌”，原因其实很简单，不是学生赞同追求知识和友谊，而是欢呼“爱情”。何况钱先生“现身说法”，拿自己做榜样，效果岂会不好?刚入校的新生，从高中禁欲的状态中出来，突然听一位大师级的学者阔论爱情，那种兴奋完全可以想象。钱先生心理学学得好，运用得当，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谓抨击时弊。钱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启蒙主义学者，富有独立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往往自立于体制之对立面，敢于批评时政，愤世嫉俗。汕头会议上，我就亲眼见识过钱先生的这种风采。比如他大声疾呼“三座大山又回来了”，“我们中国又回到了晚清时代”，等等。所以我当时有个想法，钱先生在北大讲鲁迅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否如钱先生及其弟子们所说的，鲁迅精神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共鸣?我看未必，青年学子拥戴鲁迅，其实是拥戴钱先生阐释的鲁迅，是钱先生在阐释鲁迅时，加进了许多时事批评，为听众泄了愤，所以出现一些虚幻的假象。我的这种猜想基本上可以在这次的演讲实录中得到证明，钱先生如实传达鲁迅精神的地方，学生反应似乎冷淡；可当钱先生抨击时弊的时候，特别是含沙射影且又带点哲理的时候，学生立刻兴奋起来，掌声如雷了。比如“现在我们‘大人(成年人)’不能把国家的事办好，却一个劲地要求小孩子去‘救国’，这对‘大人’来说是‘失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这都是‘颠倒”’。“大人”在这里被打上了引号，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钱先生的用心，虽然故意解释大人即“成年人”，但掩饰不了真正的所指。我的意思，不是钱先生没有资格批评“朝政”，而是说钱先生善于利用这些批评吸引听众。而且我对钱先生的“越权”说也存有异议，“大人”固然不能“失职”，“孩子”为什么就不应懂得救国的道理?难道钱先生讲演的目的不是在启迪“孩子”们的救国热情吗?所以我觉得钱先生在取悦听众的时候，忽略了表达的严谨，这恐怕也是钱先生的“白璧微瑕”吧?
所谓“忧心如焚”，钱先生及其门生一定另有说法，叫做“忧患意识”。钱先生的忧患意识是出了名的，汕头会议上，钱先生谈起如今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大呼“救救孩子”，那热情简直令人感动。但由于钱先生开出的药方是让孩子们从小多读鲁迅，我又有点不以为然，当面“顶撞”他：你口口声声“救救孩子”，焉知不是害了孩子呢?但钱先生对我的质疑不屑一顾，大概以为我们太缺乏民族责任感，不配与谈，所以没有引起更深入的交锋，但钱先生的忧患意识我从此领略了。这回读他的演讲，又感到了他的忧患意识，简直到了“如焚”的程度。也举一个例子，“坦白地说，我对下一世纪的最大隐忧之一，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迟迟不进行已经提到历史日程上的改革，听任各种矛盾发展，积累到一定时候，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就跳到另一个极端，不顾条件与可能地大幅度地激变快变，这一‘迟’一‘快’也会给我们民族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灾难。”钱先生的思考的确很深远，也有警示作用。我想钱先生是不主张激进的暴力革命的，主张渐进、改良。这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不少学者的共识，因为海内外有不少专家对“五四”以后的激进革命有所反思，钱先生也受其影响。但钱先生如此“忧心如焚”感慨的问题，似与事实不合，因为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已经在渐进地改革了，中国在渐进地改革过程之中。将正在做的事当成问题说得煞有介事，而且一腔忧愤，好像就他钱先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就他钱先生高瞻远瞩，怎么说都有点煽情之嫌。不知别人怎么样，我读到这些地方是决不动心的。
危言耸听。不知是否是为了显示深刻，钱先生看问题往往比较尖锐，尖锐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危言耸听”。比如《“往哪里去?!”》一文(收入《审视中学语文教育》)谈高考标准化试题，认为那些单单理解“他者”意图、要求的试题，只能培养奴化思想。“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P6)钱先生看到了现代教育的弊端，这是钱先生的高明，但钱先生显然夸大了问题的性质，既与事实不符，同时又自相矛盾，是典型的“危言耸听”。与事实不符，为什么“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就既无思想又无创造性?这样的结论经得住事实检验吗?如果按钱先生的理论，发达国家应该是最没有思想和创造性的了。而且前面说得那么确凿，后面又说存在着一种“陷阱与危险”，“危险”只是一种判断，表达也欠圆满。但这恰恰是钱先生的话语习惯，因为这样可以显得钱先生深刻，更能吸引人们的崇拜。此次演讲，钱先生又故伎重演，将有些问题上纲上线，说得沉痛万分，显得十分矫情。比如“今天渐渐老了，该休息休息了，却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玩!(大笑)同学们觉得好笑，可我觉得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人性的扭曲。”小时候只知道读书，到老了不知道如何玩，如果是实情，也顶多有点遗憾，可钱先生居然上升到“人性”的高度来分析，认为这是“人性的扭曲”，是畸形教育的缺陷，我认为太过矫情。什么样的人性是健康的人性?是不是到老了会玩才不是人性的扭曲?显然不能这样看问题。我读到这里，倒是看出了钱先生的另一潜台词：自我表白!钱先生这样的大师原来是从小就与众不同的，别人小时候只知道跳绳、滚铁环，钱先生却“只会读书”，难怪钱先生会成为大师!钱先生人性扭曲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哪有这样的大师人性是扭曲的?钱先生既然自己否定了自己，那他的理论我们还信不信?所以危言耸听终究不可取。就像鲁迅，一方面告诫青年不必读中国书，另一方面自己读了大量的中国书，我们到底如何向他学习?人们现在对鲁迅尚且有微词，钱先生是不是也该反省反省?还有对北大的期望，说“北大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为我们国家、民族，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的思想家(听众活跃)；同时，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听众活跃)，他们具有独立的批判意识，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地破坏，不断地创造，因而成为大至整个民族、小至每个专业(学科)的思想与学术的开拓者。”钱先生对北大的期望值很高，同时也很自负，仿佛北大应该与众不同，应该成为精神上的贵族。我佩服钱先生的好感觉，因为如果北大没有像钱先生这样的大师，如何谈得上“培养”二字?期望是殷殷的，而实际上却又是自以为了不起。这是另一样式的“危言耸听”：将北大、将钱先生自己高悬于众人之上!不错，北大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北大人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面的确起到了其他高校不能替代的作用。但即使有这样的过去，也不能就将北大贵族化。钱先生这么期望北大学生，不是引学生为国家、民·族的兴盛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是要北大学生成为人们的精神导师，高居于庸众之上。这种天才意识是危险的，倒真的使人担心“人性的扭曲”。钱先生自己就被这种导师精神扭曲了，有人说钱先生有启蒙情结，处处不满，处处教导人，结果固然高高在上，却脱离大众，渐渐失去了大众的支持，有点孤家寡人的落寞了。现在除了钱门弟子偶尔吹嘘一下乃师以外，其他人似乎不太以钱先生为然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叫“自食其果”。
自我标榜。钱先生说，“一个人能否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你自己不能把握的，比如说你出生在什么家庭(家族)，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的，等等；二是机遇，这更是你自己无法预设与预计的；第三才是你后天所接受的教育，与你自己的努力。”(《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看来钱先生是相信血缘论的，没有好的家庭出身，生不逢时，即使再怎么努力也白搭。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钱先生在演讲里大谈其家族，颇有自我标榜之嫌。演讲一开始，钱先生就说自己也是北大毕业的，而且入学时才17岁，还不到法定的公民年龄。接着谈了他的出身，他是著名教授王瑶的学生，他的大哥是学部委员，他的外甥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理论物理，他自己从小就只知读书而不会玩。可见钱先生出身于天才世家，又获得了天才的教导，自己又非常努力，所以他自己就成就为一个天才了。我不知别人的感受如何，我读到这种地方觉得有点不舒服，钱先生是不是太自吹自擂了?钱先生说的自然有道理，但作为一个有修养的学者，什么例子不好举，偏偏要举自己家族的例子?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我承认钱先生是大师，著作等身，但我敢肯定，像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国内还有不少，像钱先生这样的家族也不会绝无仅有，为什么不可以说说其他例子?这不是沾沾自喜是什么?而这种沾沾自喜，至少在我看来不够大气，有那么点庸才得志的味道。庸才得志与大师可不般配，所以钱先生终归有点欠缺。钱先生谈他大哥钱宁，既是著名的泥沙问题专家，其文学修养又相当高，说“我曾把我的大哥和他近几年培养出来的最出色的学生，暗中做过比较，我发现，这些学生在专业范围完全可能(或者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他们的老师，但在气度、气质，精神境界上，却始终有一个难以逾越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始终认为，知识结构的缺陷，人文学科修养的不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这种由知识的缺陷造成的精神气质上的差距，在一般情况、一般水平下是看不出来的，但当人们向最高峰冲击时，这种不足就显示出来了。可以这么说，‘大师’级的学者与杰出的(有特色的)学者的区别，就在于学识、思维、性格是否全面而完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精神境界。”钱先生的大哥可能确实是个大师，但钱先生以自己的大哥来说话，终究让人有点不舒服，何况从钱先生所举的例子看，钱宁先生也不过是终生爱读《红楼梦》，知道曹禺创作过《原野》而已。为什么不能举出其他文理兼善的学者?当然钱先生提到了丁西林，提到了斐文中等人，但那不过是作为他大哥的陪衬而已。但我猜钱先生说他大哥是假，吹他自己是真，也就是说他可能在专业造诣上不如人，但他仍不失为大师，因为他的气度、气质、精神境界与众不同。钱先生的气度、气质我是领教过的，那就是高谈阔论，不容别人参言，而别人在讲话时，他又不住地插嘴，十足的话语霸权!年初汕头会议上，我有幸和王富仁、钱理群分在一个组讨论，我感到王先生彬彬有礼，将自己摆在与众人对话的位置上，亲切、自然；而钱先生却咄咄逼人，不容置辩。如果这就是大师的气度和气质，我以为未可厚赞。比较孔子，与学生讨论，说“以吾一日长乎尔，盍不各言尔志”，认为自己与学生只有年龄的差异。到底哪叫气度、气质，哪叫卖弄，难道不是十分明白?所以钱先生的好家族我不否认，但钱先生自己是否够得上大师的级别，恐怕还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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