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文人道德怎么样了？
作者：何满子
揭露出来的问题花样繁多，最惹起訾议的是，剽窃他人的精神劳动成果以自售；以权位或金钱攫取别人著作的署名权；争“项目”、“课题”敛财分肥并排挤攘夺；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学衔和名位；以商业操作手段贩卖学衔和名位，相应导致学位泛滥贬值——有人讥之曰“捐班”；学术文艺评奖中的暗箱操作，这之间有贿赂，有关系网；至于开会发红包，炒作给好处，吃吃喝喝之类，则已属于例行的游戏规则，习以为常了。凡此种种，都见于传媒，播于道路，引起议论，已非珍闻。把各种现象集中起来省察，的确有点怵目惊心了。
于是，有人慨叹：社会道德的败坏已经殃及本该维系风教的社会精神群体，可谓病人膏盲了。
窃以为现状诚为可忧，但一味悲观也无根据。倘作全盘的、历史的观照，则社会道德、特别是文人道德，较之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大段时期，是互有升降，并非全面滑落；有些属于道德核心的方面还有所振拔，倒是值得欣慰的。为了说明问题，我想举我在 1998年写的一则小杂感，那是在上海《漫画世界》半月刊上发表的连载专栏《拟(无花的蔷薇)》中的一则，收于该年的拙集《谈虎色不变》之中。现将这则题作《忧喜参半》的文字引录如下——
一青年朋友向我谈起他们机关的一件事，颇有新意，可供共赏：
一日，主官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会上，主官当众对某甲说：“前天你向我反映某乙的问题，现在当着某乙和与会的同志再说一遍。”某甲顿时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呐呐地说：“不，不……”长官道：“讲呀，讲给大家听听不好么?”全场错愕，会议冷场……
由此事可知，打小报告的遗风至今尚未绝迹；也由此可知，现在有些长官已不大欣赏打小报告了。令人忧喜参半。
这则小杂感所记的是那年发生在一个文化机关中的真人真事。五六年过去了，以我的见闻所及，当窃听机器、告密倾陷邻人这类丧德败行的丑事确实很少见了。即使未必全部绝迹，至少已不成风气，这类谄佞之徒不再吃香了。比起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个世代的告密成风，披着人皮的两脚畜牲的卖友求荣、寡廉鲜耻的道德沦丧来，能不说文人的道德风尚已有极大的改善和振拔了么?
现在的年轻一代已无法想象更难以体会那时做人有多难、多尴尬、多提心吊胆地提防旁人打小报告暗害了。不管你在人前无意中说了一句错话，乃至并非错话，或偶尔同一个不相干的人有所接触，都会有人向管得着你的人那里去打小报告，并以高智商的想象力加以发挥引申，上纲上线而构成罪名，被坑被害了还不知道是哪位仁兄仁姐干的好事。以至弄得家人亲属知交密友之间都不敢开诚相见，其极端则至于亲密如夫妻，吐露心腹也会遭到不测。我在1957年“扩大化”时期，就目睹过两起妻子别有所恋，为了琵琶别抱，将丈夫的床第密语检举揭发，使之成了“右派”，名正言顺地“划清界限”而离婚别就的。这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足以说明当时世道的险巇和社会道德败坏的一般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那时的道德败坏是一种体制性的败坏，是上面所提倡鼓励奖掖，使之成为风气的。那些善于告密和污陷邻人的佞人被称为“积极分子”，举为“标兵”，有前程上的好处，风头出足。反之，老实正派人，想守住最起码的做人的底线的人，则被视为“觉悟低”，“落后分子：，惴惴然随时有被打人另册的危险。这种通常用以对付敌特和暗害分子的检举告发行为用以施之于善良群众的风习，至少从1955年胡风案起至“文革”时期，是盛行不衰的。有一句广为宣示无人不知的警语：“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也就是说，要像舒芜那样卖友求荣，捏造罪状去构陷别人，要像舒芜那样将良心、廉耻一律唾弃。舒芜其人也的确以冲破道德堤防为天下倡，为以后“扩大化”直至“文革”的诬陷善良、搅乱是非开了先河，功劳是大大的。顺便说说，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后，此人作了百般狡辩不说，竟厚着脸声称，他“最尊‘五四’，尤尊鲁迅”。亏他有脸说这样的话，好像“五四”是启告密之风之蒙的；好像鲁迅是告密的叭儿的祖师爷!简直荒唐透顶!
这些丧德败行的事始于文人，盛行于文人群集。虽然，后来此风行于全民，但惟有文人于得最绝。故曰：文人道德的败坏，在那一个世代里达到极点。
一方面的道德败坏势必导致另一方面的道德败坏，由于告密成风，谁也难保接触的人不是窃听机器，人际间深怀疑惧，谁也不敢对人说真心话，深恐被歪曲夸大，自招麻烦，于是人人讲假话，说谎也因而成风。人人心口不一，两重人格，被逼作做戏的虚元党。这就使一种做人的基本道德——诚实也丧失了。彼此你骗我，我骗你，积而成习，于是有亩产几十万斤粮食的弥天大谎也堂而皇之的公然宣扬，以坐实虚造的“莺歌燕舞”，白纸黑字，正而八经地制造笑柄。乃至有文人大唱“革命浪漫主义”的颂歌，有科学家论证这种天方夜谭的虚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至此，还谈什么道德，连道德观念这劳什子也被放逐了。
对此今昔，当前商场的奸伪欺诈，官场的贪污腐败，乃至学术腐败和文人间的逐利忘义，诚然令人浩叹，但终究是社会经济转轨时期的商品化的畸形病状；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弊端是为公众所疾首，舆论所谴责，法律所不容的。干的人也只得偷偷地干，黑箱操作，见不得人，而且一旦破露，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较之当年的丧德败行之举反而受到提倡、鼓励、奖掖，公然成为社会风尚，两者的危害程度实不可同日而语。无妨说，目前的道德滑落是显性病，而当年的道德沦丧则是隐性的心腹之患。当年的道德沦丧是受到“舆论一律”的庇护保障的，而今日的道德滑落则容许揭露指斥——即使某些花样百出的弊端形之于文字批评还不太畅顺，但至少口头评论乃至网上斥责已无法禁止；更不再要耽心有人听了去告密，上纲上线而罹咎了。
因此说，观照历史，当前的道德状况是有升有降，要知所忧惧也要知所欣忭，不必如九斤老太太似地一味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