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在山西省委党校省直分校的演讲
作者：韩石山
谢谢大家。能来省委党校省直分校演讲，是一份荣耀。叫什么人来讲，讲什么，想来都是经过考虑的。能过了这个关，说明我在政治上还是合格的。你们这个处级干部培训班，不会随便叫个人瞎讲一通，那是要出事的。
放心吧，我不会讲什么出格的话的。不光在这样的地方不讲，在哪儿都不会讲。有人说我是个二百五，到了哪儿都敢瞎说，怎么可能呢?真要是个二百五，到了哪儿都瞎说，说上一次往后再不会有人叫你去讲了，怎么还一次一次地去外地、去高校讲呢?你们看，这是我今年刚出的一本演讲录，叫《骨气与学问——韩石山学术演讲录》，差不多都是这几年在各地讲的。光收在这本书里的就有十几次，没有收进去的也有十几次。能这么一次一次地讲，可见我还是懂规矩的，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是有个底线的。我也是老党员、老干部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入的党，1981年在汾西县城关公社当副主任，就是现在的副镇长，1986年在清徐县当县委副书记。要是按这个资历往上升，20年了，五年升一级，现在早该到联合国当个什么官了。这是说笑话。实际上我什么官也不是，就是个作家，很普通的一个作家。也可以说是个读书人吧。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国事多艰窘，男儿有担当》。下面也有女同志，不是说女同志就不要担当，是这么说起来气派大些。这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毛病。有担当就是有责任，就是要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你们都是处级干部，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说的不是负起自己工作岗位上的责任，那是本分。我是说，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负起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不光官员要这样，读书人都要这样。我也是把你们当作读书人看的。
中国的读书人有个毛病，就是爱说大话。一说起责任，最爱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续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经常在一些文章里出现，说一个读书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应该尽这样的责任。这样的事，谁也做不到，只能说大话空话罢了。胡适就说过，这句话是不通的。就说“为万世开太平”吧，意思是千万年来能不能走向太平，走向繁荣，将从我这儿开始，我来开创万世太平的局面。谁能做到呢?没人能做得到。这样的大话空话，往往害了读书人，自得自负而不去做实际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一个人只能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你可以想着你要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续学，但是你真正能做的，能做得到的，也就是你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把这些事做好了，也就是尽到对社会的责任了。好些人是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不做。
能不能尽到对社会的责任，得要知道哪些是自己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有一定的思想能力，有一定的思想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而不能用别人的头脑思考问题。要自己思想，不是别人替你思想。脑子是越用越灵活，思想也是越思想越快乐。思想是个名词，也是个动词，这里的思想是个动词。有个说法叫“工作着是美丽的”，要叫我说，工作着不一定是美丽的，思想着才是真正美丽的。
我也犯了光说空话的毛病，不说这些了，还是举个例子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句话现在已经是名言了，好多人都常挂在嘴上，没有人不知道，也没有人怀疑过。可是，这句话对不对，对，对到什么程度，错，错在哪里，很少有人考虑过。我不说没有人考虑过，因为我就考虑过。
1998年的时候，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发表20周年，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正热闹的时候，我没有说什么，过了一段时间，那股子热劲过去了，我写了篇文章，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必须承认，《真理标准》是“文化大革命”过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先声，起了很了不起的作用的。但是，事情过了20年了，再来纪念，一方面要认识它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也要把它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不能说它起过重大作用，所以就是对的。学术研究只存在对与错，跟意义、作用没有多大关系。
1978年，那是个什么年头啊，“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人们的思想还是“文革”中的那一套。什么都是听毛主席的，凡是毛主席说了，都要照办，凡是中央决定了的，都要照办。真要这样，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后，要开创新局面，必须把这一套否定掉，这样，他就得有一个理论作为支点，才能把这块大石头撬动。建立一个新理论，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写了篇文章，后来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就是那篇《真理标准》的文章。主要意思是说，不管什么真理，是不是正确，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实行，不正确的就不实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里的“真理”，实际上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往明里说。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我的文章叫《实践在“真理”之前》，真理两个字是打了引号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的前提是先有一个真理在那儿放着，这个真理对与不对呢，我们要用实践来检验。这个话从逻辑上说就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才是真理，不能说我提出一个真理，它是不是正确，还需要实践来检验。要是这样，你那个真理只能说是个假定的真理，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理。不是真正真理的“真理”，有可能是真理，也有可能是假理、歪理。至少眼下还不是真理。这个前提先就错了。你那个真理，若是真理，应当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既然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怎么能说就是真理呢?如果这个道理成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可以先提出一个真理，然后让全国人民用实践来检验。“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检验，最后证明是错了。往后再有个什么人提出个什么理论，再让全国人民用十年八年的时间去检验，对了还好说，错了不是又失去了十年八年的宝贵时间吗?这样一个一个的检验下去，那我们这个国家就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了。先提出真理，再来检验，这个程序先就不对。没有检验，怎么就能说是真理?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问，除了“文革”中和“文革”前那些特殊的年代，往后谁疯了会说自己说的就是真理?
真理与实践的关系，是个逻辑学的问题，也是哲学上的问题。既然谈真理，就应当说真理是怎么来的。实践出真知，这是通识。真理不过是真知的一种，或者说是更真的知。既称之为真理，就应当是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而不是还有待实践去证明的。对真理的确立来说，实践应当在前而不应当在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无论从哲学上说，还是从逻辑学上说，都是错的。它把本末倒置了，因果颠倒了，道理上讲不通了。这就是我在纪念《真理标准》发表20周年时的一些思考。我认为我是正确的。
我的文章是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后来有个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说中央政策研究室有个内部刊物，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不公开发行，是给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看的，把我的那篇文章转载了。在这篇文章里，我还建议，今后应当把《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发表的这一天，当作全国的思想解放日。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发表这篇文章也是很的。一开始给了报纸，报纸不发，发表了以后，受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人会说没有这么艰难吧。我在文章中举了个事实为证。叶永烈在《一九七八：中国命运大转折》里说：“那篇文章发表后有人马上就提出批评，说刊发此文是党性不强的表现，要接受教训，下不为例。”可见若是领导同志管得紧一些，那篇文章就不可能出来，要出来也得迟些日子。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发表的这一天，定为全国思想解放纪念日，每年到了这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放开，可以刊登有不同见解的文章，只要你能说出你的道理。事情明摆着，假如当年的新闻管制是完全而彻底的，你的这篇文章先就出不来。不能说你的出来了就完事了，再也不准别人的真知灼见或异端思想有出头之日。我的这篇文章后来收在我的一本叫《回到常情常理》的书里，这次出《韩石山社会批评集》又收了进来。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的朋友会说，韩老师你是名人，敢这样说这样写，我们是普通干部，紧跟还跟不上哩，怎么敢这样想这样说呢?这就要看你接下来是怎样想了。好多人都是这样，想到了，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放下了。如果你再往下想，也许就不一样了。
当干部的，除了那些不求上进的，没有不想得到领导提拔重用的。你提不出真知灼见，显不出你的思想水平，就没法让领导认识到你是个人才。人才是不能按常规出来的，常是要脱颖而出的。怎么叫脱颖而出，就是像锥子放在衣服兜里一样，马上就扎出来了。好多人当了几年副处长，老埋怨领导不提拔你，你一天到晚跟活死人似的，只会做办公室里那些程式化的工作，显不出自己的才干，显不出自己思想的水平，怎么能让领导提拔重用你呢?显示才干需要机会，没有机会，你再大的才干也显示不出来。而显示自己的思想水平就不一样了，你随时可以显示出来。不说什么为国为民了，就是为了自己的升迁，也应当不断地显示自己的思想水平。
最近我看了本书，叫《不够知己》，其中写到一个叫辜鸿铭的人。这个人是个怪人，都到了民国了，还留着一条辫子。这个人也是个学问家，清华大学的教授。书上说辜鸿铭是个哲学家，但不是那种先思想后生活的哲学家，他有追求舒适生活的癖好，而思想之所以值得他去探索，只是因为思想能够给生活增添光彩和尊严。确实是的，思想是人类最大的特质，也是人类最大的财富。不思想，不会思想，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如果说20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的话，21世纪应当是个思想的世纪。
思想的交锋更多的是智慧的体现
不光是理论问题，就是国家的一些政策，也可以思想一番，看看有没有道理，是不是那么回事。
前些年，我还遇到这么件事。总有十年了，记得是《教育法》公布的第二年，省教委开了一个研讨会，纪念《教育法》公布一周年，我也去了。想来因为我是作家，又当过多年中学教员，有那么一点代表性。与会的大都是些教育界的领导同志，也有一些是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说中央定的“科教兴国”方针，多么英明多么及时。我也不是说科教兴国不好，总比阶级斗争兴国好嘛。但我总觉得把“教”放在“科”后头不怎么对劲。我只是这么想，没打算说什么。头头们发言完了，老同志也发言完了，有人见我坐在那儿，说韩某某你也说几句吧。不让我说我不说，让说我就要说了。我说，我是个老中学教员，教过十几年的中学语文，对“科教兴国”的意义就不说了，我只想从语法的角度说说。科教兴国中，“科教”两个字，从语法上说，肯定是个复合词，是个简称，我弄不明白的是，它是“科学与教育”的简称呢，还是“科学的教育”的简称。要是前一个还好理解，要是后一个，就不好理解了，那不就是说，往后我们的国策就是对全民进行“科学的教育”，用科学的教育代替全面文化知识的教育了，这不就太偏了吗?
我这样说了，旁边一个老同志很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他发言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他是教委的一个退下来的主任或是副主任。他大概以为我真的是个中学教员，从乡下哪个中学叫回来应数的，几乎是带着教训的口气说：“这还用说，科教兴国，当然是科学和教育兴国嘛!”他不知道我有多聪明，我怎么会提出这么个傻乎乎的问题净等着你来教训呢?我当下就说：“北京有个科教电影制片厂，你说它是拍科学和教育的片子吗?”那个老同志瞥了我一眼愣住了，没话可说了。他开始认为我是猪脑子，最后证明猪脑子的肯定不是我。我也很同情他，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一般人是回答不了的。
后来我才知道，科教兴国中的那个“科”字，不是指科学，指的是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称。这样“科教”这个词里，就包含了三个概念，分别是：科学、技术和教育。这三个概念，绝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它们之间基本上是从属关系。可以这样说，教育上去了，科学才能上去，科学上去了，技术才能上去。打个比方就是，教育是老子，科学是儿子，技术是孙子。有了老子就不愁生不下儿子，有了儿子就不愁生不下孙子。国策是治国的根本之策，要抓住大的，主要的，这也怕丢了，那也怕偏了，面面俱到，也就不是国策了。实际上，只要提教育兴国就足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靠的就是教育兴国。我们的国策，有的不像是个国策，倒像个计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