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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崛起：中国文学的新空间
作者：张颐武
但优雅在中国现代性的整个历史一直受到压抑。由于中国现代性历史中激烈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优雅在现代中国变成了一种多余之物，没有了自身的合法性，一直被反复否定。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优雅的品味由于中国的“弱者”的地位和社会的动荡，一直是文化中被压抑和轻视的方面。对于沙龙文化的轻视和嘲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冰心的《太太的客厅》和钱钟书的《猫》中，都挖苦了沙龙的女主人。就连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作家都无法对于优雅的文化持理解和认同的立场，说明现代中国社会的紧张性达到了让优雅无法存在的处境。当时中国面临多重困境，其“弱者”的历史定位异常清晰。这也和“现代性”的中国的“都市性”的缺乏有关。由于现代中国文化对于“乡村”和“底层”的执着，使得都市生活和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方式持续受到否定。这当然也和中国的历史境遇相关，冯友兰就对现代世界作了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的比喻，而中国就被认定是乡村。到了革命时代，优雅的文化更是几乎无立锥之地。这一方面是革命在艰苦和动荡的环境中进行，其奋斗的壮美不需要也无条件寻求优雅，另一方面，革命有其边远地区和农村的背景，难于了解和体验优雅。这当然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所决定的。优雅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困境正是中国历史的屈辱、失败和悲愤的寻求的必然。因此，优雅作为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的消失不能不是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一个缺失和遗憾。但其实对于优雅的寻求一方面被压抑，另一方面却也不断地被寻求。如对于西方文学中的优雅和俄苏文学中的优雅的不断的追寻就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潜传统”。这个潜传统在压抑和否定中顽强地表现自己。如上世纪30年代“京派”的文化活动，延安鲁艺早期的文化活动，“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80年代初张洁等人的“反庸俗”情绪等等都是试图寻找这种优雅的文化。但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定位是任何人几乎难以超越的，它锁定了文化的限度，也规定了它的指向。中国“现代性”历史中“优雅”的缺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它在文化的台面上几乎不断地被否定和批判，却在文化的底层受到了非凡的挚爱和认同。在中国以集体的力量改造历史的时代，这种潜流却一直是文化中非常有趣却难以消除的成分。但优雅其实是难以被压抑的。它成为了现代性中国的无法消除的历史维度，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无法消除的多余之物和奢侈之物，成为了中国“无意识”的底层，也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一股潜流。它是个人用以幻想世界的方式，也是个人在隐秘中获得和时代不同的姿态和选择的可能。这其实是一个隐秘的“中国梦”，但它对于知识阶层的诱惑和吸引一直存在。在一个封闭的年代，这种优雅既是个人意识的创生的标志，又是一种另类的生活形态的展开。
从“后新时期”到21世纪初的“新世纪文化”中，优雅的崛起变成了超越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历史框架的关键的部分。从赵玫的《朗园》以及《高阳公主》等唐朝女性的系列小说开始，优雅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的概念。赵玫对于优雅的追寻其实凸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优雅”的新的合法性。赵玫将优雅再度凸现为文学不可忽视的关键要素。同时，我想提出王朔的“反优雅”作为一个关键的转变的象征，王朔的作品一向以一种尖锐调侃的方式否定性地表达对于优雅的看法。他常常将优雅视为一种装腔作势的虚伪。但其实这里不可思议的是王朔对于优雅的否定正是20世纪90年代将优雅和原有的20世纪历史中的“优雅”的被压抑位置“脱钩”的表征。王朔对于“优雅”的抨击的前提是基于他假定“优雅”处于文化主流的地位。这反而将原来是一股潜流的优雅高度的合法化了。王朔其实不可思议的地预言了“优雅”的今天。在今天的“新世纪文化”中的文学里，“优雅”爆发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在这里，“优雅”具有“怀旧”的特征。
在这里，人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前冲的时代，焦躁地向自己的梦想追去，一个类似1900年代的“美国梦”的2000年代的“中国梦”已经打造成形。我们从未来借来时间来想象我们自己。未来变成了我们建构自己的关键的部分。于是，我们通过2008年的奥运会和2010年的世博会来搭起我们自己。这个梦想却和我们已往对于未来的想象有了根本的区别。过去我们都是通过一种“集体性”的想象来建构我们的未来，未来是现在的延伸。但对于今天来说，现在就是未来，我们是就在未来之中。于是，我们对于过去的想象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过去不再是现在的来源，而是零碎的片断和可以借用来妆点未来的华丽的饰品，它和现在没有连续性，因为现在已经被未来吞没了，所以零碎的过去是从断裂的沟壑的另一面抓来的东西。它只有贴在现在的表面上。过去仅仅是传奇，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而已，它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这种作为现在的饰品的“过去”的最好的表征是上海的“新天地”。“新天地”毫无疑问有过去，却不过是过去的碎片用来给吞没了现在的未来一个朦胧而自恋的面孔。于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传奇复兴的时代。我们用传奇拯救那失掉了连续性的过去，让它还在我们的面前有一种价值。于是优雅就具有了独特的含义。
这种怀旧一方面是怀念现代中国“优雅”一度得到充分展现的旧上海的文化，一面是在中国历史中压抑“优雅”的时代去寻觅“优雅”的潜流。
对于旧上海的怀旧从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开始的一系列上海怀旧故事所标定的“旧上海”的“优雅”的形象开始，直到今天一直在延续着。最近姝娟的作品《红尘芬芳》正好是这种优雅潮流的一个异常明确的表征。这部小说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框架。小说里的故事发生的城市的名字叫做“云间”，但这个云间的所有的具体的地名都直截了当地来自上海。小说刚开始就点出了黄浦江和公共租界、法租界等等，然后云间的每一个地名都是上海的地点，外滩、静安寺等等一一登场。这里虚拟的空间就是真实的空间的奇妙的隐喻性在显示着这个故事本身的复杂的张力。云间的缥缈的虚幻性和上海的具体地点的逼真性正是小说的内在的紧张。这种紧张其实就是显示了过去的极度的含混性。这里的一切毫无疑问是“过去”，但却是如同“新天地”一样的虚拟的过去。具体的地点被抽象的“云间”所笼罩就是这部小说展开的关键。在这里展开的故事也有一点点模糊的过去的影子。我们可以从这部关于密谋和间谍，关于情欲与使命的故事中发现这种踪迹。抗日战争时代的间谍故事曾经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边缘传统的主题。这里我们可以提到的是《风萧萧》或者《野玫瑰》这样的作品。其实直到张爱玲的晚年的1979年还以汪伪时期著名的的郑苹如和丁默村的故事为原型写了小说《色·戒》。这里的在模糊暖昧的生死边界上的故事曾经作为传奇触发过一些独特的传奇之作。而新出的这部《红尘芬芳》却更显复杂和微妙，这里不仅仅有抗日的中日冲突，其间也在整个二次大战的背景下穿插了欧洲的冲突，从中也可以看到佐尔格故事的影子。这些纠葛都在一个浮华的乱世的迷乱中展开。这里还有一个“冰城”，非常明显地展开了哈尔滨的景观。在这里，一面是横跨欧亚的混杂性，一面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对比。姝娟用这样的方式展开她的故事，其间充满了戏剧性。那个在“云间”游走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袁宝儿，其实就是那个冰城的陈家漪，这两者之间的双重身份的复杂性正是那个欲望与道义、利益与责任的难以厘清的斗争和混杂之间的关系。这里姝娟有一种刻意寻找的来自欧洲的对于优雅品味的表现。这种优雅品味在现代中国剧烈的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中一直是被压抑的和被蔑视的，但在这里却被展开得异常丰富。这种优雅的品味和中产阶级的趣味正相合拍，又和小说的神秘而浪漫的风格正相合拍。妹娟用想象对于一段暧昧难明的历史给予了复杂的表述。在这里，浮华和优雅与内在的由于多重的认同产生的紧张感之间形成了异乎寻常的戏剧性。小说的外部有舒缓的节奏和优美的文字构成的诗意，但这诗意却和内部在民族斗争和道德冲突间的间不容发的紧张间构筑了真正的传奇性。其实，这里的这种难言的暖昧性一直是这类小说的中心。主人公置身于幽暗的秘密生活和张扬的社交生活之间，被自己的隐秘的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身份所困扰，而她的迷人的外表和对于音乐的感受力都有一种华丽的明亮。这种明亮和幽暗的对比其实正是现代中国的特殊的短暂的“上海”记忆给予我们的最为矛盾和最为微妙的东西。这种东西正是一种高度的“暧昧性”。这种暖昧性既是伦理的，也是艺术的，它既是来自消费文化的沉迷的唯美的感官解放的快感的呈现，又是对于过去的岁月的无法把握的惆怅和迷茫。这种暖昧对于大历史有一种含混的模糊，将时代的大历史转化为个人的小历史，而在这种小历史中命运的沉浮和际遇的变迁变成了一种无尽的感慨。从这部具有高度典型性的有关旧上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优雅的历史的再度呈现所具有的独特的意义。
有关中国“现代性”历史中的优雅被压抑时代，“优雅”的潜流的寻找较早时代有王安忆的《隐居的时代》写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最近出版的王刚的小说《英格力士》更是这个方向的代表作品。英格力士“所象征的一切是充满无限希望和可能性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文追求。它充满了不可思议奇迹。在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从上海来的英文教师王亚军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和新的价值，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外来者，又是一个充满了启示性和感召力的人物。他带来了“英格力士”，也带来了一种生活趣味和文化趋向。一种和乌鲁木齐的人们相隔遥远，和他们的生活了无交涉的生活，在这里被展现了出来。王亚军好像是从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或者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里面走出来的人物，被一个大时代抛到了乌鲁木齐。于是他给小说中的“我”和我的同学带来了梦想的同时，也带来了伤害和困扰。一切都和那个“文革”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却在一个小世界里被放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于是，在乌鲁木齐的优雅似乎比起今天优雅唾手可得的时代更优雅。这个小世界恍如梦境，它似乎极端的不真实，却又极端的具有意义。与这优雅的“小世界”不同的，是外部的大世界。这个大世界里的生活的真实总要侵越、破坏、打乱那个看起来无限美妙的小世界。于是，女孩黄旭生的疯狂、我的高考的失败和王亚军本人的沉沦都标志着这个小世界的失落和难以存在。而在这个小世界中的生活，给了叙述者“我”成为成人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里，王刚写出了性的萌动、青春期的焦虑，而这一切变成了“英格力士”，一种外国语的展示。学外语是期望一种优雅，进入一个无法进入的外部世界。在《英格力士》中，这个“小世界”的象征是王亚军的一部英文词典，而学生们渴望得到这部词典。“我”最终得到了这部词典。这个细节好像非常象阿城《孩子王》中的情节。一样在边地，一样在匮乏的时代。但当年《孩子王》里的渴望的启蒙的宏大叙事今天却已经变成了渴望优雅的小叙事。启蒙已经在这里失掉了当年的神圣而变成了一个时髦的上海人王亚军的优雅的展示。
这些对于优雅的寻求的作品，却给予了我们一个非常矛盾的含义。有两个方面的矛盾值得我们高度关切。首先，这些作品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方面的暧昧性。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一直强烈反对和蔑视暧昧性。一种具有暖昧性的价值和审美一直受到抑制。但今天对于过去的理解正是基于过去的暖昧性的意义。这种暧昧性正是将过去的历史化为今天的饰品的必要的策略。一面是优雅的品味，一面是价值和审美的暖昧性。这里的一切其实今天人们对于历史的感触的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就是来自一个“新新中国”已经超越了当年中国历史的二元对立的紧张，一种未来对于现实的掌握使得“过去”的记忆不再是我们生活的关键。现代中国文学对于历史的强烈的执着，对于记忆产生的民族和阶级的仇恨的执着是其视野的中心。过去对于现实的支配几乎是无限的。而在这里，现实已经被未来控制。过去已经变成了一种装饰，变成了一种绝对的“过去”。
其次，这些作品在对于优雅的探究中反而对于今天和过去的复杂性有了一种新的展开。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在没有机会接触市场和资本的时候，市场和资本一面是被诅咒的对象，一面却又异乎寻常地被浪漫化和诗意化了。“优雅”其实是对于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不可思议的询唤。它指向了一个市场带来无限选择的消费时代。因为只有消费时代的来临的时候，优雅才可能得到无限的展开。但今天我们可以无限地展开优雅的时刻已经来临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优雅的背后有实实在在、无可逃避的金钱的作用。我们只有在这个优雅唾手可得的时代才会明白那背后的一切。于是，优雅也就难以在这个时代更加真实地展开，在优雅被变成了“小资”和“波波族”们的装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好像只有在《英格力士》中的那些渴望中“优雅”才更真实。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压抑性的存在，对于“优雅”的渴望才显得不是装腔作势和空洞无物的。于是我们发现了真正让我们意外的事情，当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用优雅来召唤市场和资本的时候，市场和资本才显示了自己最好的那一面，那在欧洲的文化中凝结的“纯”的东西，在那些东西里有一种不可思议地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的理想。它虽然意外地最后指向了新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社会，但它在优雅里保存的文化理想却是今天的市场和资本真正来临的社会中所不可能出现的。这就像斯洛文尼亚的思想家齐泽克在探究东欧文化时指出的：“作为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反应，不仅存在着逃入私人快乐的‘良好生活’的玩世不恭，而且真正的友谊、访问、共享的宴会、充满热情的智力会话在封闭的社会中尤其盛行——这些特点经常让来自西方的访问者感到迷惑。”(《快感大转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79页)在这里，优雅不再是真正的市场社会里的那种金钱的游戏，而是一种真正的乌托邦的梦想。这是一个被压抑的梦。
今天这个梦已经变成了现实，“优雅”似乎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成为了新兴的“中等收入者”的现实的生活状态的展现。但这个现实却和那个梦一样对于我们来说不可思议。于是我们的文学也只有在怀旧中去寻觅“优雅”了。这是“新新中国”的新的历史景观中最为独特的现象。一面是优雅的无限的展开，一面是对于优雅的渴望仍然似乎无穷无尽。优雅超越了中国新文学的限度，成为了我们时代的核心的表征。但它在无所不在的时候，似乎仍然被人们所渴望。 我们“优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