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们该继承怎样的传统
作者：安 黎
我把这位专家对中日关系分析的观点罗列出来，其用意显然是想用他的视角来审视文学中的传统问题。传统这个词常被泛及，人人看着它都眼熟。而在文坛上，它有时像个奖章，佩带在某位作家的胸前，那位作家立刻就有了某些荣光；它有时像个棍子，猛抡过去，一群有点离经叛道的人或伤痕累累，或抱头鼠窜。总之，它常被当作工具使用。它可以被人拿着去为某一部作品捧场，也可以为某一部作品判刑。久而久之，在公众的潜意识里，似乎传统总是与正确对等，与正义携手，与积极的价值同血同缘。
谈论传统已成为一种习惯，然而，鲜有人对传统进行量化分析，弄清它的血肉细胞究竟包含着什么成分：是营养补品，还是病菌毒素?是跃动的生命，还是陈腐的僵尸?人们大而化之地谈论着传统，把传统单一化，忽视了传统的阶段性和复杂性。
仔细研读中国文学史，会发现里面有两条“经线”。这两条“经线”犹如两条河流一条已在文学史里干涸，另一条似乎还在教科书里滔滔奔流。前一条线是由源源不断的媚世之作构成，除了我们在故宫等遗迹参观时，偶尔能觅其“倩影”外，它基本上已在我们回望历史的视线里消失。消失并不等于它真的不存在。只要独裁社会存在，它的存在是不用怀疑的。岂止是存在，可以肯定它当时还非常繁荣。任何一个朝代，都需要一批专为自己摇尾巴的御用文人，而这批舞文弄墨者，用文字贿赂，歌功颂德，讨好当世，用油彩遮蔽棍子手们脸上的血污，从而使自己升官晋爵。他们也明白自己的作品是活不过一个季节的庄稼，但却享受了当时的荣华富贵。后一条线呢，如果以文字记录为依据，那么，它的源头就在《诗经》“风、雅、颂”的“风”里。“风”是收集在一块儿的民谣，作者无法考证，但它多反映的是民间的疾苦，痛斥的是“硕鼠”的贪婪。它开创了中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先河。由“风”到屈原，再由屈原到司马迁，由司马迁而到“竹林七贤”、唐诗宋词、元剧明话本等等，一路播撒下来，于是就有了满眼的翠绿。这条线上的作家们，尽管大多数有着效忠朝廷的拳拳之心，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未得到执政者的宠爱。他们有的被贬，有的进不了官宦行列，有的故作清高状，余目却盯着皇帝。总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遭遇挫折的失意者。失意让他们的个人生活变得坎坷，结局甚至凄凉，但失意成全了他们作为作家在历史中的位置。他们的失意，一方面是统治者不容异己造成的，另一方面是源于他们的人格理想与当下现实的冲突。他们尽管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削尖脑袋往官宦的队伍里挤搡，但还有着做人的基本良知和道德，甚至在弯腰磕头时，还不肯膝盖折叠、额头碰地。在那样一个类似囚室的社会里，他们能做到这样，已很不易了。苛求他们与他所置身的社会决裂为敌，显然是勉为其难。况且，这些从小读着“四书五经”，在儒教文化的染缸里长大的旧文人，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民主与自由是什么。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对现实的热嘲冷讽，或者哀叹一下民艰民苦。他们对所处的朝廷颇有微词，怀念和期待的还是另一个朝廷。如果给他们来一个定位，可以说他们是朝廷改良主义者。
前一条线上的那些历史文人，早已如晒干的蠕虫，在历史庞大的废墟里没了踪影。而后一条线上的这些作家，依然在教科书里活着，成为我们顶礼膜拜的教父。我们所谓的继承传统，毫无疑问是要继承他们。问题是，那些高唱继承传统的人，真的把他们的精神图案缕析清楚了吗?
传统是很芜杂的，它涉及字词、句式、结构、内容以及主题思想等等。对字词的继承用不着过多地争论，因为只要是汉语写作者，他所使用的字词，无疑是前人所创造和规范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排列上有一些变动。那么句式呢，很显然继承的不多，因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已有天壤之别，虽然它们是母子关系，但两者相貌毫不雷同。对内容的继承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描写的对象和物事也在变。也许有人说，山水不会变，这倒是事实，问题是，今人与古人从视角到心态都已迥异，笔下的山水还能一模一样吗?至于那些摹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历史不过是他手中的一块面团，他想怎么揉捏随他的便，但若把他笔下的历史当成真实的历史，无疑要上当受骗的。那些嗜古作家笔下的历史，宛若我们旅游途中不时碰到的仿古景点，全然不必当真。
说白了，我们所谓的继承传统，其实继承的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蕴含着他们的人生立场、人生态度、人格境界、思想深度等等。前中国足球队教练米卢我并不喜欢，但他说的一句话却不妨借来使用，那就是“态度决定一切”。靠态度能否在绿茵场上踢翻对手，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态度决定着作家的方向，决定着作品的高度，决定着作家是瞬息飘忽的烟云还是巍然不动的高山。我们今天还能望见的古代作家，他们的人生立场和人生态度无疑是他们站立不倒的顶梁柱。他们是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统治者一边?是为人民的疾苦而泣，还是为帝宫豪宅而喜?是溶入现实，成为现实的受益者，还是对现实保持警惕，成为现实的批判者?我想，任何一个想成为大作家的人——投机取巧者不在其中——他都得先解决自己的价值取向问题。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它是思想与精神盛载的器皿。文字的精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目的。我们所敬仰的作家，没有一个是靠文字技巧取胜的。
继承传统，就是应该继承先辈作家们遗留下来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诠释开来，含有多重内涵：一是风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与黑暗可以说登峰造极，无与伦比，文字狱接二连三，焚书坑儒并非秦朝独有，但那些作家们，依然能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勇气，更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风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古人用生命创造了这个句子，而今天的人们，有几个愿意做玉呢!在瓦与玉的选择中，我相信聪明的今人大多都会努力成为一片浑全的瓦的。二是责任。阅读古人的作品，一个“忧”字贯穿始终，忧患天下，忧患人民，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惯性。没有谁强迫他们去忧患，忧患了也无人给予物质奖励，但他们还是忧患的。他们关注社稷的清明与混浊，关心百姓的饥饱与冷暖，鲜有人在作品里，抒写自己的恩怨得失。拥有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在古代文人看来，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不需要外力介入的。缺失它，犹如农民不耕地，牧民不放牧，皇帝不理朝政，士兵当了逃兵。而今天，我们还要为作家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这难道也叫继承传统?三是道义。“道”是人道，“义”是公理。它类似于西方人说的人道主义，但又不全部是。它所讲的人道，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古代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全部是人道主义者，他们的同情心如同细雨，渗透到几乎每一部篇章里。同情底层民众，同情弱势群体，同情使一个一个的作家散发出了人性的光芒。四是批判。批判构成文学史的基本基调。大江健三郎曾说：“作家天生是与社会作对的一群人。”此话没错，中国作家是这样，西方作家也是这样。只是大江的话表述得似乎不够准确。确切地说，是社会的丑恶与作家的道德理想常常处于冲突状态，于是才有了愤世嫉俗的悲凄之叹和鞭挞之声。批判显示的是勇气与良知，而良知是批判的原动力。专制尽管肆虐，但批判之声却此起彼伏，只是出于策略，批判采用了迂回战术，这儿点把火，那儿放一枪，甚至在枪炮上裹层绸缎，用于伪装。批判是先辈作家们留给后人的最为弥足珍贵的遗物，而今天的后来者是接受了这件遗物，还是丢弃了它?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古代作家们还有许多优秀遗产需要我们清理和继承，限于篇幅，不能悉数罗列。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我们内心世界极为感佩的作家，也有许多致命的糟粕和缺憾，比如被当今人文知识分子十分珍视并被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人权意识等等，几乎是个空白，连一点萌芽也找不到。有人说，不要苛求古人。这话没错，但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欧洲的远古时代。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等先贤，已经在谈论民主。到了中世纪的寒冬，民主意识仍未被扼杀掉，而是静悄悄地生长。到了启蒙主义时代，民主意识已如春天的原野，四处蓬勃；又如决堤的河水，汪洋泛滥。西方文学一直与民主结伴而行，彼此促进。如果把西方文学史看作一条前行的船，那么民主意识则是它的航标。而中国作家尽管在他置身的时代，称得上是先行者，但步履显然有些迟缓，有些蹒跚，最终没有走出那道厚重的墙，没有冲破那层坚硬的壳。因此，他们也哀叹，也悲愤，也批判，但究其实质，还是限于圈子之内的，听起来更像牢骚。通览他们的作品，弥漫的依然是皇权意识、忠君思想、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东西，这些东西直接引领和误导着人们的观念，以至于到现在，人们的价值判断还是倒错。比如岳飞这个人，说穿了就是个忠臣而已，但一直以民族英雄的形象成为榜样和楷模。他忠于什么，捍卫什么，忠于和捍卫的对象是否有价值，却没有人去探究。愚忠是很可怕的，它是理性缺失的产物。它导致的灾难，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曾得到过验证。
中国文学的传统，除了经线，还有纬线。谈到纬线，自然可以用篇首提到的中日关系史来类比。中日关系有其阶段性，中国文学史也有其阶段性。比如先秦时期的文学，是否就与唐宋时期的文学相等同?明清时期的文学，能否和“五四”时期的文学画等号？“五四”时期的文学，是不是与解放后以柳青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相重叠?稍有眼力的人，都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那么，笼而统之地呼唤继承传统，是否有失理性?
凡曾经发生或存在的，都可称之为传统。今天的时尚，就是明天的传统。传统是动态的，变化的，捉摸不定的。传统并非一个色调、一种声音、一条河流。对传统不加选择地予以继承，犹如人在不分脏净地吃东西，显然是不行的。
我个人以为，整个中国文学史，最健康最灿烂的时期，当属于“五四”文学。“五四”前的文学，属于旧体制和旧观念培育的文学，尽管有精华，但糟粕不少，犹如一个人，脸虽然洗得干净，脖子却污迹斑斑，以至于鲁迅发出了矫枉过正的愤慨之声：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读!鲁迅不读中国古典书?显然不是。不读他怎么知道中国古典书里有毒素?怎么知道中国所谓的伦理道德里的每个字缝里，都在跳跃着“吃人”二字?只是他在中国书里没有寻找到更为科学、更为人性化的东西，于是才有了看似偏颇的全盘否定。而“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呢，又走人了政治的泥潭，至今难解难分。不是说作家不应该关心政治，因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说作家应以什么样的眼光和立场来审视政治。数十年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暖昧，有时如妻，有时如妾，更多的时候如同奴婢。作家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立场，因而也就不会有独立的思想和声音。尽管列队点名时，似乎响亮的名字不少，但我相信，时间如同秋风，会把一树的浮叶吹得干干净净。
惟有“五四”时期的文学能让我们为之眼睛一亮。“五四”文学生长在中国的土地，根却在西方。如果考察它的种子来源，可以从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那儿寻找到它的故乡。它对中国的古代文学几乎是革命式的、颠覆式的、斩草除根式的。它对过去是决裂，而对未来，却形似一粒宝贵的火种。它接受了全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价值观念，又选择了最人性化的叙述文体。它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些对国人来说近乎天方夜谭式的词句和思维，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不再视自己如牛羊，如草芥。“五四”文学担负了思想启蒙的重任，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可惜的是，它那么短暂，如同沙漠里的河水，没翻几朵浪花，就轻而易举地断流。它现在只是作为标本，存留在博物馆落满尘埃的镜框里和人们日渐淡漠的记忆中。
成天听到人们在喊着要继承传统，但在鱼目混杂的传统里究竟要继承什么，仿佛没有明晰的答案。是继承古人的批判精神，还是继承“五四”时期的人文理想，抑或是继承粉饰太平的所谓的现实主义，似乎还是一团迷雾。
我希望“五四”那粒火种能得以保存和燎原，但至今仿佛还没有点燃的迹象。“五四”距今已近乎百年，不禁让人伤感慨叹：时间过得真快，历史却是那么地犹豫和迟缓!一代一代的人，都成为历史的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