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以文学的目光看党史
作者：李忠效
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要搞“四·一二”政变?张作霖是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讨伐的对象，两者可以说是势不两立，北方的张作霖为什么与在南方搞政变的蒋介石几乎同时行动，逮捕并杀害了在北京的李大钊等多名共产党员?汪精卫与蒋介石分歧严重，反对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为什么又在三个月之后，在武汉搞“七·一五”政变，也杀起共产党来了?毛泽东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确立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汪精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作为辛亥革命前期的风云人物，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为什么出走河内，而后又当了汉奸?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与国民党的太原会战是什么关系?蒋介石为什么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一有机会就要剿灭共产党?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是什么?等等。
也许有人会说，党史怎么写，并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是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共党史到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并无多大的变化，而国民经济的变化却是巨大的。经济发展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的影响就会在经济问题上反映出来。这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我要说的是，既然有党史这样一门学问，为什么就不能“与时俱进”，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有所“突破”呢?
上面我说的那些“比如”，有的不属于党史的范畴，可以不去管它。有的在党史中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比如毛泽东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央起决定作用的?过去学党史，印象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党史中总是把毛泽东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是如此排列。实际上遵义会议只是将毛泽东选举为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是朱德、周恩来，“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半个多月后(1935年2月5日)，“在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见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家一看就明白，毛泽东在当时既不是总书记，也不是最高军事指挥员，仅仅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嘛!后来根据作战需要，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是这样表述的：“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里又把“团员”毛泽东的名字排在了“团长”周恩来的前面。如果说毛泽东健在的时候为了讨他老人家高兴，还可以理解，如今毛泽东已经故去快30年了，为什么就不能恢复历史的原貌，按顺序排列呢?
确切地说，毛泽东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上才确定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1945年6月19日在延安召开)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在此之前的所有党史资料，都应按照原来的组织程序排列名次，否则就让人觉得这些文字有些“假”了。
再比如，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时间不短，即便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不再负主要责任，那也有三年多时间(1935年2月至1938年9月)是“负中央总的责任”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处理“西安事变”问题上，曾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对后来我党正确处理“西安事变”起到重要作用。我在一本党史书上看到，作者竟把张闻天的主张搁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我无法考证那些话到底是谁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闻天的历史功绩在很多党史书上被“弱化”了。张闻天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由打下去的。如果说过去在党史中有意“弱化”张闻天的历史功绩是因为庐山会议的原因，那么现在庐山会议冤案已经平反，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违反历史，“弱化”张闻天总书记的历史功绩呢?
通过重新研究党史，在发现了那么多“历史真相”之后，我有一个新的收获，那就是我对党的执政能力信心更强了。
近年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越来越少，人们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苏联以及东欧那样的格局。我觉得完全不必杞人忧天。只要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严惩腐败分子，人民拥护共产党，人民共和国的江山就不会变色。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之所以垮台，就是他们太不得民心了。在现时这种国泰民安的情况下，我们的党史研究完全应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党中央已经解放了思想，也许那些写党史的人还没解放思想呢!
党史专家们，你们看的资料比我多，比我更了解党的历史，难道你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么?为什么写党史时不能再开放一点呢?
现在回到文章的题目：《以文学的目光看党史》。文学的目光是什么目光?文学目光关注的是人和人的命运。当然，要求史书像文学作品那样去塑造人物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不能像司马迁作《史记》那样状写人物呢?现在的党史，完全把人物抽象化了，概念化了，几乎只是成了政治的符号。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即便是有所取舍，也不能对历史人物进行过分美化和过分丑化，否则就会让人觉得不真实，不客观，多了点狭隘，少了点大气。我给“文学目光”下的定义也许不准确，只因我是从文学工作者的角度，为写一部人物传记去重温党史而发现了这些问题，姑且就算是文学的目光吧。
2004年10月3日于寓所——“听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