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反省“大师事件”

作者:蒋子龙




  早年出道并获显赫声名,至今初衷未改,仍与文学周旋者,实已为数寥寥。新春伊始,展望文坛,从业者的加快流失,会继续成为一道景观。心辕意马一族深谙扬长避短,呼朋引类的新去处将是旧牌坊培土、老房子上色之类“大文化”。文化一“大”,妙不可言,再无需黄卷青灯,便既能清谈,还能蹭饭,亦能扬名,更能进钱。当然,文苑之树根深源远,绝不会因趋巧之辈的离去而凋零。总会有货真价实的文学人疏离媒体,拒绝泡沫,潜心劳作,写出好看的诗、好看的散文、好看的小说、好看的评论,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增添属于文学的那一份荣光。
  ·责 编·
  文坛不可以没有大大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不可以没有“是是非非”和“飞短流长”。设想一下,若是没有这些东西,文坛该是何等的寂寞、无聊和无趣啊!我对此是有些体会的,在过去柑当长的时间里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困扰其中。
  我的好几部小说,总是始料不及地惹出一些“麻烦”,被人没完没了地对号入座。有些事情甚至匪夷所思地以此划线,令人很长时间里都消散不去一会儿疼、一会儿痒的不良感应……
  这许多年来,层出不穷的“事件”或“风波”就像顽童一样纠缠着我,有时只是浪费我的几许光阴,有时却被撕破衣衫,乃至伤及心情。人生有限,如此内耗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心调整自己。
  在创作上,小说写得少了,主攻随笔类的文章,企望修炼自己。改变跟社会的接触点,转移注意力,看能不能让自己的文字还有另一种面貌和神态。在做人和做事上,采取逐渐淡出文坛的姿态,退回到观众席。俗语云: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基本坚持“三不”方针:不参加活动,不听信传言,不评断人事。碰上实在拒绝不了的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只当“道具”……“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
  人活着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在“三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个项目:每天游泳。你有多大劲到水池里比划,游一千米不过瘾就游两千、三千,多咱折腾累了多咱上岸……果然,这两年耳根子清静多了,伏案工作时宁静多了。
  不料,到2002年10月末,许多中文网站同时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消息,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件”。类似的标题比比皆是:
  《蒋子龙说,中国文学进入大师时代!》
  《请问蒋子龙,文坛大师在哪里?》
  《质询蒋子龙乱封大师的资格……》
  媒体时代传闻的繁殖率惊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哄哄得就跟真有那回事一样了,我能见到的还有几家大报也报道了这件事……于是,“大师时代”这个词汇在近两年里算是跟我摽上了,无论我到哪里,记者采访时劈头盖脸的第一问往往是:“你说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大师时代,根据是什么?”
  “你说的大师都是指谁?他们也承认自己是大师吗?”
  直到2004年,我春天去安徽,夏天去青海,冬天去云南,当地记者还在向我提相同的问题。现代传媒的盲从和武断不能不令人震惊。他们听到别人说我讲了什么话,只要这些话能够做点文章,那就认定是你说的了,然后再尽力从你这里再继续挤兑出一些新鲜作料。从没有一个记者对我提出“大师论”这件事情本身生出疑问,也没有人愿意耐心地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人们面对传言如火燎油,却毫不在意事情的真相。起初我也曾试着想说明原委,很快就发现没有人对我是否真的说过什么感兴趣,他们只对眼前哄起来的事件本身有兴趣,甚至觉得我想解释点什么的念头都是多余的,只会越描越黑。
  看来,我是该主动反省一下,向文坛、向读者作个系统的回答,对“大师”们和自己也好有个交代。但是,想要弄清这个“大师事件”到底是怎么闹腾起来的,请允许我耐着性子从头说。
  2002年的秋天,我们一行五人应邀赴渥太华参加国际作家节。于当地时间9月20日深夜到达渥太华,加拿大国际作家节主席尼尔·维尔逊先生到机场迎接,甫一见面他就有些沉不住气地告诉我:“有一批人知道了你们今天要来的消息,想到机场来游行示威,以表抗议。”这有点“下马威”的意思,我颇感意外,语气便有些不快:“中国作家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都有交往,无论到哪里去还从未听说过受到这般严重的关注,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赶紧解释说:“加拿大是自由的国家,有人想要游行谁也没有办法,幸好警察局最后还是劝阻住了。”尼尔先生的口气中不无忧虑。
  “那我们的自由呢?我们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有你们政府签发的所有合法入境手续,也应该有来参加作家节、以文会友并不受骚扰的权利和自‘由,那些想游行的人要向我们示一种什么样的威、想抗议我们什么呢?”我尽可能用和缓的口气问他。
  主席先生以西方人习惯的表情撇撇嘴,耸耸肩,摊开两手作无奈状,算作回答。
  第二天下午,我在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做专题讲演,题目是《关于文明的对话》(此讲稿发表在同年的香港《大公报》第611期上)。按大会规定,我发言后要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回答听众提问。可我的讲演还没有结束,在大厅两条通道中间竖起的麦克风前就排起了队,那是等着向我发问的。在有80多个国家的作家参加的作家节上能有这么多人关心中国文学,着实令我兴奋,甚至感动。可惜这兴奋和感动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后来当第一个发问的印度女作家讲出她的问题之后,我就知道她并不是冲着中国文学来的。她一张口就跑题了:“蒋先生作为中国知名作家,怎样看待练习气功?你们为什么要迫害练功者?”
  我回答说:“尽管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而且我对气功也所知甚少,却还是愿意作简短的解释。前不久我还在中国的电视新闻里看到过气功表演,赤脚踩刀刃、走玻璃碴,用木棒和砖头击打头顶等等,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部门禁止甚或迫害练武习功者。因为中国有许多人喜欢武术,少林寺的功夫可以说名传天下,还收了一些洋弟子,另外还有武当剑、太极拳等,中国功夫源远流长,派别繁多。借用中国功夫拍成的武打电影行销全世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奇迹,连傲慢的好莱坞也不得不承认曾沾过中国功夫的光。修练中国功夫,高手有高手的练法,老百姓为了强身健体另有老百姓的一套练法。每天早晨,在公园内,在大道边,都有许多人在演练各式各样的功夫,这已经构成了中国人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凡此种种,都说明你的问题是不成立的。”
  此时又有一男一女站到了话筒前,自报家门是加拿大人,但外表像华人,直截了当地用汉语发问:“蒋先生,请您不要转移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您很清楚她问的不是关于练武功的事,您怎么把话扯到武术上去了?您是作家,应该能够回答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含是什么,请问所有的气功练习都算不算是一种传统文化?”
  男的火气很冲,这是要激我的火。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讲理不吵架,何况他把问题拉到文化上,这正是作家的强项。不管我脸上的肌肉听不听使唤、自然不自然,我也强迫自己咧嘴一笑:“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广泛,比如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是中国人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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