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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感三则
作者：何满子
去年，一个难得的机缘使我和老友贾植芳一同参观了一次上海著名的提篮桥监狱。这所当年号称远东第一的西式监狱兴建于1896年(清光绪22年)，由公共租界的美国警务当局建造，1903年(光绪29年)落成启用，今年恰是100周年。
这所占地60多亩、建筑面积6万多平米的监狱，因为建筑规格和设施都与中国传统的“班房”不同，所以上海人俗称之曰“外国牢监”。这里曾经关押过近现代史上的不少名流。志士仁人如章太炎、邹容、任弼时、张爱萍都是在这大墙里蒙过难；当然也关押过臭名昭著的丑类，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在这里服过刑。
提篮桥监狱在解放后是专门关押判了刑的犯人的。因此，我和老贾1955年虽都因胡风案坐过班房，却不够格在此寄身。但老贾却因为住看守所时患病，曾被送到这里的监狱医院治疗，并一度关押在这里，服过给号子里送水送饭的劳役。他是旧地重游，自然感慨深长。触景生情，谈起了同被株连于胡风案的朋友，慨叹在狱中瘐死的诗人阿垅，以及在劳改场中死去的美学家吕荧……。
阿垅没有在压力下屈服，2002年的一期《新文学史料》上曾刊出他狱中的自白书，血泪陈辞：宁肯被碾扁，真理必须坚持。吕荧被折磨死的情况不明，但只要看他1955在全国文联声讨胡风的大会上，敢于仗义执言，孤身当众抗辩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壮烈节概，便可以断定他在屈辱中也绝不会有丢人的窝囊的表现。在缅怀和悼叹故人的命运时，老贾摇头叹气，再三重复着一句话：
——监狱是知识分子精神的炼狱。
回程中我想得很多，由提篮桥监狱想到北京的秦城监狱。在“文革”灾难中，秦城监狱囚禁过的知名人士要多得多。顺着胡风案的思路想去，胡风在1965年年底已经离开了秦城，押解去四川了；随着他的离开，像转着走马灯似地，他的对立面周扬、夏衍等一干人也成了秦城监狱的过客。如贾植芳所说，都进了精神炼狱，到炼金炉里去接受锻冶了。
锻冶的结果，人的品质、灵魂可真是展露无遗。不管旁人或本人如何虚美或粉饰，事实是呈示得毫不含糊的。
看样子，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谚语：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先说胡风，1966年已被押送到四川芦山县劳改局所属苗溪茶场服刑。这时，周扬被批斗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文发表。劳改单位秉上面的意旨，迫令胡风揭发周扬以立功赎罪。他们十拿九稳，认为对周扬这个整得他如此绝裂的宿敌，胡风必能尽情揭发。事实也是，从上世纪30年代鲁迅活着时起，周扬身上就有无数的碴可找，要罗织一下也用不了多高的智商。但胡风正如鲁迅所定评的：“胡风鲠直，易招怨。”一反诛求者的意料，胡风说：“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在理论问题上，我和周扬有不同的看法，但姚文元的文章，是在胡说八道!”(见梅志《胡风传》)为此，胡风承担了被押送到成都公安局单身牢房受尽折磨的苦果。
周扬的话头比较复杂，且按下先说夏衍经过炼狱后的表现。
夏衍是个正派人，这点文艺界异口同声。我和夏公虽不熟，也得过他的帮助。我佩服他，但对他在上世纪30年代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一事的情结上所表现的胸襟偏狭这一点不敢恭维，那怨毒人心之深，实在令人难解。1957年文联批判冯雪峰时，夏衍作了被称为“爆炸性的发言”，致冯雪峰于绝境，就已够戗；经过了十年灾难，自己身羁秦城，被折磨得身子残废，思前想后，总该洞明是非，心平气和了吧，但晚年作《懒寻旧梦录》，仍念念不忘地追恨冯雪峰当年由陕北被派到上海，不先找他和周扬等党员(当时上海党组织和陕北的中央已失去联系，党的规矩是，必须先考查清楚才能接线的，这点夏衍当然知道)而先去找鲁迅联系那档子事。可见，炼狱也并不能锻冶常人灵魂中的杂质，本性是难移的。
再来说周场。从上世纪30年代起，周起应就是令鲁迅蹙眉的名字；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周扬是极“左”路线的文艺大总管，反胡风、反右等一系列摧残文学界和凌轹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他都是首席执行官和决策人之一，经过他的手挨整的人不可忘记。“文革”灾祸正是他所卖力执行的“左”的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结果。只因为周扬已被比他更“左”的好汉所超过，遂被抛弃，投入了炼狱。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还想有所作为，乃至想以“人道主义”卫护者的面目，挣扎着迎合舆论，重振声威；加上他多次公开表态，自陈悔悟，向被整过的人谢罪，也赢得了一些人的同情。无奈摊子已经收不起来，表演“人道主义”卫士之举又遭到了比他更强的猛人的打击，害得他一蹶不起， 傺以殁。当然也因此事而玉成了他，阴错阳差地给了人以“殉道者”的形象，赚得不少人，特别是同僚、旧部属的赞赏。以至今日还有人作《晚年周扬》之类的回忆文字为他唱赞歌。此书我未读过，是从牧惠的读后感文章得知的。牧惠尚为之感动不已，可见那“殉道者”的形象是树立得有点成功的。
但不妨对照一下事实。不算30年代的旧账，光是建国后17年间经他的手造成的蒙冤受屈的人来说，他经历了秦城的8年炼狱，是否真的悔悟知罪了呢?不错，他曾多次在大会上公开道歉自责，有时还声泪俱下，颇为动人。会场上当众表态的效果自然好些，演讲词也可说得激情些，有感染效应；但当众表演毕竟是泛义的，似乎不曾落到实处。如果该具体地向受屈的对象忏悔谢罪，那么，最重要的对象首先应该是胡风、冯雪峰、丁玲和原中宣部被他一手打成“反党集团”的李之琏、黎丁等几位。真悔悟和真谢罪还是假悔悟假谢罪，在这几个人身上最能见分晓。周扬对这些人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
对于胡风，据中新社的报道：“(1980年)9月22日周扬赴北医三院慰问病中的胡风，告诉他中央对胡案平反的决定。胡默然不语。周扬说：‘你吃苦了，我也吃了苦’。未谈多久，即去……”好一个“你吃苦我也吃苦”!好像彼此都给了对方苦吃，正好扯平一样。这简直是不同的苦的“混账”战法，哪有悔悟谢罪之意!
冯雪峰1976年弃世，当然周扬来不及表态。丁玲则有女儿蒋慰蕙和丈夫陈明的文字，也未见冤案制造者向当事人道过歉而只有夙恨未消的微词。原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是因“丁陈反党小集团”案与周扬持异议而被后者打成“反党小集团”的。周扬在事发时和出狱后刘·李的前后态度，李之琏写了两篇严正的有说服力的文章，1993年第5期《炎黄春秋》刊出的《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和1994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刊出的《一场是非颠倒的批判闹剧》。两文均为激愤于周扬至死不悔而作。李之琏还在别的文章里记述了在病院中遇见周扬，后者连好脸色也不给看的情形，那就不是悔悟而是记恨、了。
很简单，向具体对象认罪忏悔，要比大会上泛泛表态难得多。不幸的是，真心实意和表演作秀的区别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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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包括着道德问题和认识问题，我曾在铀口何评价周扬》(收在拙集《零年零墨》中)一文试作析述，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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