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我观韩、陈、邵之争
作者：陈福康
我与老陈相识已近３０年了，了解他的为人和性格。他很直，很耿，似乎带着天生的湖南人的辣子脾气。我与老陈的初次交涉，就是他因误以为我是“石一歌”的人而写信来骂我。后来我与他的交往中也曾发生过矛盾，甚至激烈到似乎要“断交”的样子。但事情讲清楚后，也就没有什么芥蒂。我知道老陈有时较冲动，当然也难免有讲错话、做错事的时候；但我更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当今文坛，就正缺像他这样的有较高思想、理论和专业水平的人。而这回的韩、陈之争由何而起，谁是谁非，我在一旁看得很清楚。
就在听到上述消息后不久，我又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邵燕祥的一篇杂文，那个题目作者大概很得意：《呈请查处“堕落文人”韩石山》，讲的就是所谓“陈先生以本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中共的省市委状告韩先生”。邵说，这件事“令我如条件反射般想起，当年许绍棣们呈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事”。他还要陈想想“怎么跟国民党党棍许绍棣的行为方式划清界限”。事情一下子变得十分符合这位杂文家作文章所需的滑稽可笑的“一则政治笑话”了。于是，我赶紧设法去找韩文来读。读罢却深感邵作家耍了不少手腕，讲了很多不讲逻辑的话。
首先，所谓陈“呈请查处”或“状告”的对象，根本就不是韩。这一点看来邵其实也心知肚明，所以他才用了“中共的省市委”这样含混的词，而不像讲许绍棣时那样写出“浙江省”。无非是为了蒙哄不明真相的读者。由于这几年来韩在报刊广告上不断地烘炒自己，现在几乎谁都知道他是《山西文学》的主编、山西作协的副主席；那么，陈如果要“状告”或“呈请查处”韩的话，应该将信寄到山西太原才对；然而，陈却是将信寄到了陕西西安。?穴而且，我还特意从有关辞典上查了韩的祖籍，也不在陕西而在山西。?雪这样，在我看来邵文这个哗众而又可笑的题目，嘲弄的就只能是邵自己了。
其次，邵“条件反射般”想出来的比拟，也是不伦不类的。许某人是当年执政党的党员，邵所谓“用共产党的话说也算个‘厅局级干部’吧”，所以邵可以称他为“党棍”；然而据我所知，陈却不是当今执政党党员，连参政党党员也不是。相反，韩倒是执政党党员，当的“干部”大概还不小于“厅局级”吧？（从邵文得知，韩还在“省委党校省直分校‘处（级干部）训（练）班”上讲课呢。）因此，邵作这样的比拟，不正是颠倒了双方身份吗？再说，据我了解，邵本人也正是执政党的党员，且好像还当过更高级别的干部，怎么一开口就是“用共产党的话说……”这般调子，好像他根本就不是这个党的人似的呢？
再次，邵文说陈“状告”韩嘲讽陈“‘三个代表’学得好”，而他则认为陈“‘三个代表’学得好”应无疑义，“陈述这个事实绝不构成‘嘲讽’”。那么，这里似乎先得弄清的问题是：韩到底是在所谓“陈述”呢，还是在“嘲讽”？但是，这难道还真的是需要来论证的一件事吗？韩在争论中口口声声说自己才“有常识、凭良心”，当然也就是将对方视作无常识、昧良心；他口口声声称自己说的“才是人话”，“才是真话”，当然也就是对方说的都不是人话和真话；他还指斥陈讲的是“那样无视中国现实的大话、空话”，“那样无节制地歌颂”，甚至还说“这种人，打上一顿，他也不会明白”，“此人真是没救了”等等。既然他如此鄙夷地将对手说成是这般不堪的白痴和佞人，却偏偏又称之为“‘三个代表’学得好”。请问：这算是“陈述”吗？这对“三个代表”不是“嘲讽”又是什么？尤须指出的是，我在陈的讲演文章中并没见到有“三个代表”四字，而是韩在责骂对方时特意写出来的，这还不是拿“三个代表”来调侃和开涮吗？韩作为邵说的“不鲜独立见解，不肯苟同众人”的文坛好汉，为什么明明自己做的事却不敢承认呢？而邵作为专业的杂文家，真的连什么叫“嘲讽”也不知道呢，还是如他自己说的“情急中可能忘记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呢？（至于韩文中披露的《西安晚报》副刊部写给上级部门的辩解词中，竟然还称韩说陈“‘三个代表’学得好”，意思是说“值得肯定和表扬”，陈“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这真不晓得真的是低智如此呢，还是以为他们的上级及广大读者都是白痴！）
我读了韩文所引的陈的“告状内容”，才了解陈主要是反对“在党报上公开拿‘三个代表’当调侃作料”。他确实动用了“本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说了应对有关报纸“查处”的话。显然，他是激愤于党的报纸公然发表党员干部调侃党的指导思想的怪事，想到了用政协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的方式来提请有关方面重视。说到底，我认为这也是邵文说的乃“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决谈不到什么“乞灵于实权部门”。有趣的是，韩文又说他也“向全国政协、国家文物局写信”状告陈，不知道这句话怎么就没有令邵同样“如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什么来？试想：韩倒是执政党党员，他“状告”所呈的地方又倒是陈的上级单位，因此，邵文中那个历史比拟如果用在韩头上，倒似乎更套得上一点呢。
我还不认识韩先生。我记住他的大名，约在九年前。最初，是因为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韩愈的《山石》诗，因而感到这个名字颇有点峥嵘气，就记住了。韩的小说至今也没看过，连题目也叫不上来，然而最早看到的就是八年前（１９９６年１月６日）他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李健吾传》中的一章。后来，又看到他的《徐志摩传》。由此我知道，韩作家对民国时期文坛也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常讲一些幽默或油滑得让人费解的话，如《徐志摩传》的序中说：“习文三十多年，我已看透了文学，世上有没有这么个东西，先就值得怀疑。……或许有人会说，你的文字已然达到了文学的境界。如果我是引诱你说这样的话，那是我太无耻。……我想说的是，我是把它当做一部史书写的。这样说需要更大的无耻。但我愿意承受。”那么，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无耻呢？我到最后也弄不明白。他也常弄出一些史实上的错误，如该书谈及文学研究会的发起经过，还引用了拙著中的资料，却得出了“文学研究会是在蒋百里的策划下成立的”（甚至连“参与”二字也没用）的新奇见解。他更在该书中眉飞色舞地“考证”徐志摩“是在哪一天突破‘朋友之妻不可欺’的防线”，并称“基本上”“断定了”某年某日“成全这番好事”，“越过了男女之大防”。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
但最令我反感的是他身为党员干部，却对自己加入的党也胡言乱语。请看他在上述１９９６年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军事战线，一条是文化战线，倘若说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１日南京的攻克，标志着军事战线的决定性的胜利，而在此之前，已先在文化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标志就是对李健吾、沈从文的批判；对李健吾的批判算是一次演习，对沈从文的批判则是真正的进击。”
这段话不仅在史实上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有严重的问题。韩常在文章中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学历史出身，但他居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世界史和中国史上的重要日子，擅自提前了一年又两天！这且不说，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军事战线”上“作战”的对手是谁，是人所皆知的；怎么在另一条并列的“战线”上“作战”的对手，居然是李、沈这样的先生了？这两者能相称吗？我想，恐怕世上再愚蠢的战略家也不会这样“作战”吧！再说，你韩某人能从党中央的文件上找出什么根据来吗？当年一些人对沈从文的批判，我也认为过头了。但并没有证据说这是党中央在指挥军事战线作战的同时领导的另一场“真正的进击”。至于１９４７年早春上海《文汇报》上几篇对李健吾某剧本的批评的短文，更看不出是一场什么“演习”。但韩偏要说那几篇短文“代表着某一种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在文化战线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他惟一能提出的，是批评者中“楼适夷是立场鲜明的左派文人，中共地下党员”。然而，他文中又提到了要李健吾写答辩文章的田汉和劝李健吾要冷静的蒋天佐，难道他不知道这两人也是“立场鲜明的左派文人，中共地下党员”吗？难道他们没有执行党的指令，拒绝投入这一“标志”性的“演习”？（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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