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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写的苏童形象
作者：南 宋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的《文学自由谈》上，刊登了李美皆的评论《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文中的苏童是一个乖男孩，一个乖名人，然而又是一个充满了中产阶级气味的文学贵族，丧失掉了童年期被压抑的力比多，也丧失了面对苦难和发现苦难的勇气，最终导致文学创作陷入了困境。苏童的贵族化被认为是中国作家普遍中产阶级化的一个缩影。这篇评论很真诚，直率地指向了当下作家的精神窘境。然而，在优雅的分析后面，我却感到了文章的言犹未尽。苏童的困境难道只是力比多释放殆尽的结果？现实中的苏童真的是缺乏面对苦难的勇气和悲悯之心？当中产者苏童的形象被提出并加以讨论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断定它不是一个伪主体？当苏童成为一种文化或者商业符号的时候，真正的苏童如何摆脱被改写的命运？在中产化的过程中，除了不与生活和解之外，作家还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精神？上述的问题我觉得还有接着说的必要。
在讨论苏童的文化困境之前，我们应该承认，事实上存在着两个苏童。一个是文化符号中的苏童，一个是作家苏童本人。而在大多数的讨论中，这两个苏童是模糊不清的。作为中产阶级形象的苏童，实际上是文化符码的创制品。我们在叙述“苏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文化符号的苏童。而当我们表达对苏童的不满和批评的时候，我们的指向对象却又是作家苏童。这样的文化逻辑看起来很怪异，但确实存在于许多有关苏童的评论中。当然，《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也没有去掉这种倾向。
让我们先看看文章对苏童的“叙述”。苏童有一个令人心疼的童年。吃盐的故事和赚钱的故事印证了童年苏童的禁忌和压抑。直至苏童成为作家，童年时代淤积下来的情意结，在虚构作品中得到了实现。童年的阴影也许是苏童内心的一个魔鬼，现在魔鬼释放完了，写作的冲动便安息了。于是苏童便陷入了困境。“力比多在表象化生活中非常体面地挥发掉了”，苏童也就成了彬彬有礼的中产者苏童。如果苏童要想突破创作困境，他必须再挑战生活，在精神上超越自我。
上面的引述中，我认为论者对苏童的突围要求做出了中肯的判断，这也是一些醉心于中产幻象中的作家所不愿提及的。但是，其分析的前提却是建立在一个伪苏童的基础上的，即一个文化符码的苏童。吃盐的故事、赚钱的故事、唯美的风格、苏童的自述，读者的失望和批评，这一切都参与了符码化苏童的创制过程。评论者所依据的这些材料，其实只是文化苏童形象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文化形象并不是苏童本人，而是被所谓的中产阶级据为己有了。评论者指认了文化苏童的中产阶级形象，也批评了这一形象的内在缺陷，即精神上的自足，但没有分析这个形象是怎么形成的，苏童在其中应负什么责任。而我想接着说的是，这个中产者的文化形象，或者说中产者苏童，不仅仅是苏童制造出来的，它是在文化消费中不断被累积出来的。苏童华丽的文本讲述了枫杨树故乡的凄美，讲述了各种妇女生活。营造出了江南特有的阴柔和妩媚，温情而雅致。批评家通过对文本的不断阐释重复深化了文化苏童的意味。媒体复制和播散了有关苏童的故事，读者则在上述的各个方面找到了优雅、幻想、唯美和不太深刻的痛苦。而这些就是我们时代所喜爱的口味，是一种和苦难保持安全距离的格调。苏童的有节制的形式美感较之其他作家更适合这个时代，更适合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出生的人，而这代人正是当代社会的“中产英雄”。是苏童，而不是张承志，更不是路遥，必然成为中产形象在文学领域的代言人，这是消费文化选择的结果。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认为，任何对物品的选择本身，都是文化的结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们透过消费与其他消费者沟通，而这些文化消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文化的创制。这个系统根本的基础与意义来源，以及消费文化所要真正传达的，乃是一个潜藏的认知秩序。（Ｄｏｕｇｌａｓ?熏Ｍａｎｄ Ｉｓｈｅｒｗｏｏｄ． ?穴１９９６?雪?押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Ｇｏｏｄｓ?熏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ｅｌｅｄｇｅ）秩序一旦形成，作家苏童便被符码化了。阅读苏童，叙述苏童，就会逐渐成为一种品位，一种文化的标记，而这也是处于消费社会里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特点。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文化品牌化的现象。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媒体、商业机构、广告、时尚杂志等的推波助澜下，正在以舒适、优雅、品位与个性等特征呈现在大众面前。布尔乔亚式的诱惑语句配合动感的画面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感官系统，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定位在具体的物象中。消费者通过对不同品牌、生活方式的消费选择展示他们的阶层地位。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已不仅仅是消费物品本身具有的内涵，而是消费物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诸如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感等象征衍生价值就像异灵附身于商品上，散发出身份符号的魅力魅惑着消费者。在这样的机制下，作家苏童被置换成了文化的苏童，中产阶级的苏童，或者其他的什么。
概念的生成是真实在场的消失。当苏童成为一种文化符码的时候，真正的苏童本人却在苦苦跋涉。当评论者指着文化符码的苏童质问苏童时，苏童当然会说：“我是个一直被误解的人。”苏童曾经以菜农卖菜来比喻他与作品的关系。现在的苏童就是那个被城里人买走菜的菜农。买的人把菜拿去做了插花，但又常常回头指责菜农种的花不好。当然，在中产阶级化的过程中，我并没有为苏童辩护的意思，我不否认，那颗中产阶级的大白菜里肯定注入了苏童的许多成分，就像不能否认，在中产阶级的作家群中，的确晃动着苏童的影子一样。然而，在对苏童批评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把非苏童的东西剥离掉。毕竟那是菜，花的用途是挪用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不能否认掉苏童已经和正在做出的努力。起码地说，在日益浮躁的文坛上，苏童的创作仍是可敬的谨慎的，更不乏真诚的努力。非此，那么我们所讨论的苏童形象，更多地只是触摸到了一个虚幻的消费文化主体。至少，其中产阶级的身份是可疑的。这时候的苏童，正处在一个“众人的目光中”，他“欲望着别人的欲望”。
让我再回到苏童的创作困境。用力比多来解释作家创作不无一定的道理，尤其对于苏童的一些童年小说。《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的分析也很精彩，虽然有些感性。但是，苏童的困境并非力比多释放完了的结果。要是那样解决起来就简单多了。也并非他缺乏直面苦难的勇气和真诚。苏童其实对自己的困境还是很清醒的。他在《答自己问》中就谈到：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来自自身的障碍。一个作家的成功总是贴上某种新鲜的标志，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标志会褪色，失去新鲜的意义。喜新厌旧的读者往往会产生厌烦心理，而作家不甘心轻易甩掉自己的风格模式（事实上也不太容易甩掉或者突破），许多作家都是停留在原地继续筑窠的，就像鸟不肯飞离老窠，以一种固守的心态顺应文学潮流。这种自我胶滞状态常常导致写作障碍。避免和消除障碍的一个办法是无所留恋，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一切都从头做起，这很不容易，需要极大的勇气。
障碍是什么？是作家自己给自己套上的小鞋，穿着挤脚，扔了可惜，扔了要是找不到鞋怎么办？这是一种普遍的忧虑。 （苏童《答自己问》，摘自《人民日报》）
苏童担心找不到鞋，而已经被纳入消费文化中去的那个符码更要求他不得轻易换鞋。因为他代表了品位。文化商品与其他商品的区别即在于其高昂的最初生产成本和非常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既然一种有身份的文化标记可以不断被复制，为何还要冒险进行始源性的生产呢？大众读者习惯的是《妻妾成群》的苏童，他们不喜欢《蛇为什么会飞》的苏童，尽管在后文中，苏童想关注现实，妄图超越自我。但他遭到了消费心理的抵制。一个网友说，看了《蛇》后，感觉苏童很让人失望。他以后再不会读那个堕落尘俗的苏童了。这就是文化消费的力量：在消费的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和差异。
最后，作一个结语。苏童的写作以自己的优雅风格和唯美的气质在当代普遍粗鄙化的文化语境中作出了应有的努力，但同时也被吸纳入了大众文化消费中，成为一种身份、快感和意义。作为作家，在奋力摆脱自身创造力匮乏的同时，还要受到消费文化的钳制，这本身是一个悲剧。但如果评论家对其停滞期的努力不认真研究，只做符号化、标签化处理，更显出了苏童的被误解。苏童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这代作家的文化宿命：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人缺乏独立的身份和自由的心态。在文化的变革期，他们常常被各种“他者”呼来喝去。无论是政治—文化语境下，还是在市场—文化语境下，都面临着被符码化、被改写的威胁。因此，不是简单的力比多的补充，不是简单的超越的鼓励就可以让他们上路的。作为形式的先锋，这代作家并没有做好精神上出击的准备，而“众人的目光”，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目光也不会轻易允许文化苏童把赤裸裸的苦难摆到台面上来，最多不过保持距离而已。在这个层面上，指望他们贡献出《我控诉》、《战争与和平》式的作品恐怕是奢想。情绪化上的批评是轻松的，但客观地承认现实也需要勇气。我们能做的是对他们做出的每一次自我挑战抱以善意的同情、支持或者是批评，但期盼他们一下子就摆脱某种身份，飞跃到人类精神的高峰，则可能是认知的错位。给作家们设立这么一个高标准或参照物，恐怕是不能承受之重。现在，我们的文化人能做的还不是引领我们时代的精神，而是在一个普遍景观化的社会里，从基础做起，拒绝符号化，精神再圣化。拥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灵、时代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