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也谈钱理群的话语方式
作者：高俊林
我所赞成于夏先生的，是认为钱理群的某些观点有偏激的一面，诸如让孩子们从小多读鲁迅作品以培育人文精神，以及对北大期望值过高，主张“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出钱理群只管理论主张而不顾实际操作的强烈精英意识与其本人身上一种浓厚的“舍北大其谁”的北大情结。我认为像这些主张，都只是一家之言，都存有大可商榷的余地。但若仅仅由此便率尔得出结论，以为钱理群的话语方式是“煽情，危言耸听，自我标榜，标新立异，自相矛盾”等等，夏先生却未免也有些小题大做。或者说，他自己的话语方式便已不自觉地陷入“煽情，危言耸听，自我标榜，标新立异，自相矛盾”的彀中了。
夏先生对钱理群进行批评所依据的主要是钱著《走进当代的鲁迅》一书中所收的一篇《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演讲，以及２００４年初在汕头大学所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见到钱理群本人后所得来的印象。很巧合的是，我不仅现在手头上就有钱理群的这本书，而且汕头大学的那次学术会议，我也参加了。所以，在对钱理群的话语方式进行文本分析方面，我与夏先生可以说得上是资源共享。
为了证明钱理群的“煽情”，夏先生在文中描述了汕头大学会议上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孔庆东回忆当年钱先生讲鲁迅的情景”，“钱先生老泪纵横”，一位女博士“也在一旁抽泣不止”。夏先生所描绘的这个场面，恰好也为我所经见。因为在会议当天下午分小组讨论的时候，我本来是在另外一个组，但我所在的那个组讨论为时甚短，草草结束。我便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又转到了钱理群所在的那个组，所以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既然我算得上是当事人之一，也就有权利在这里置喙几句。我觉得夏先生对于场面的描述似乎漏掉了一句话，就是不仅“钱先生老泪纵横”，一位女博士“也在一旁抽泣不止”，还应该加上“座中许多人皆为之动容”这句话（尽管这句话有肉麻之嫌，但因为是事实，我只能客观陈述）。只可惜由于当时会场人太多，我与夏先生虽然有缘千里去相聚，却终于无缘对面来相识，所以没有观察到夏先生当时的表情。推测起来，应该是属于“冷眼旁观”这一类的。但这只是生理上的差别而已，因为有的人泪腺天生比较发达，很容易动感情；而有的人天性冷静，尽可以无动于衷。后者不能讥嘲前者肉麻、“煽情”，正如前者不能责怪后者冷血一样。既然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自然也就未可厚非。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会场里有许多人都是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内有所建树的中青年专家，而并非“不谙世事的青年”。他们之所以为钱理群所感动，作出“于我心有戚戚焉”状，我想并非都是完全赞同钱理群的观点，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折服于其无所讳饰的做人方式，至少我本人就是这样的。由此可见，夏先生的所谓钱氏话语“正在蒙骗许多不谙世事的青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夏先生还在文章中，称钱氏话语“见理不透，自相矛盾”。但我在拜读完夏先生的长文后，也是一头的雾水。因为夏先生的文章里面曲里拐弯的地方太多。我原以为是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没成想一头扎进了死胡同，越走越黑，怎么也走不出来。尽管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还不断地自我安慰：不要紧的，要不了多久，一定会峰回路转、豁然开朗的。谁知道我“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半天，才发现，压根儿就没有路，简直就是鬼打墙。这或者是由于夏先生在写作时，思如泉涌，情不自已，所以行文很不加检点，以至前矛后盾的地方太多。诸如他把自己批评钱理群比作“春秋责备贤者”，但又以为钱理群是“庸才得志”。前面还说“我承认钱先生是大师、著作等身”，后面又说“钱先生自己是否够得上大师的级别，恐怕还有待检验。”此处言“钱先生的声誉确非浪传”，彼处又称钱先生“不够大师的气魄”。你瞧，他将“大师”的头衔一会儿很客气地加给钱理群，一会儿又毫不留情地给摘了去，搞得人眼花缭乱，好像他本人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专做给大师加冕卸冕这项工作的：想给你就给你，不想给你就拿回来。这可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幸亏我不是钱理群本人，否则让夏先生这样赞上一阵子又毁上一阵子，一会儿旺火猛烧一会儿又揭开锅盖晾上半天地反复折腾，肯定要整出个什么毛病来。
不仅此也，夏先生在文中所表现出的论辩之道，也颇耐人寻味。例如他认为钱理群既然常常自立于体制之对立面，就不应该“吃的是‘皇粮’，拿的是国税”；既吃了也拿了，说明他对于体制的反叛还是不够彻底。所以，“钱先生要能够饿死首阳山，不食周粟，他的反叛姿态肯定要优美得多。”再如在《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这场演讲里，钱理群将自己到老了才发现自己居然还“不会玩”归结为：“这是一个时代的人性的扭曲”。钱理群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尚可商讨，但夏先生因此又发议论道：“钱先生人性扭曲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哪有这样的大师人性是扭曲的？钱先生既然自己否定了自己，那他的理论我们还信不信？所以危言耸听终究不可取。”夏先生的这种论辩之道颇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翻检书籍，果然找到了，是鲁迅１９２５年所写后来又收在《华盖集》里的两篇杂文《牺牲谟》与《论辩的魂灵》，文章精彩地勾画出了当时一些“能言善辩者”的形象。姑引后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吧：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
原来在８０年前夏先生的先辈们就操持过同样的话语方式，８０年后又花样翻新、卷土重来了，但终究是万变不离其本，虽离其形似，而终得其神似。这可真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为了证明钱理群的话语方式“贻害无穷”，夏先生还将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所表现出的文风也记在了钱理群的账上，徒债师还，大有当年明成祖杀害方孝孺时的株连十族之意。这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想来，夏先生自己也是当老师的，不见得要为自己每一个学生的文风负责吧。而且，据我所知，余杰虽是北大硕士科班出身，却并非钱理群的嫡传弟子。他的许多观点，是为钱理群所不能同意的，甚至分歧甚大。这样一来，夏先生所谓“他是中了乃师的‘流毒’”这句话，便无从落实了。
由于地利的因素，我与钱理群的接触比夏先生稍多一些，但也只是多听了几场学术报告、多参加了几次座谈而已，而与其本人无任何交往。我既非其嫡传门生，亦非其私淑弟子。钱理群连我是张三李四、是麻脸还是光脸都不知道。所以，我没有从私人感情出发来替钱理群辩护的必要。我只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其人及其话语方式，因为这和夏先生撰文的动机一样，“是社会责任心使然”。就我接触其人所得的印象，我觉得钱理群身上的确存有夏先生所谓“咄咄逼人，不容置辩”的一面，而且他有意无意间所流露出的那种浓厚的北大情结，往往让我这样的非北大人敬而远之；但若真像夏先生那样无限上纲上线，称其人善于“煽情，自我标榜”，那也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我以为钱理群的话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其优点与缺点都可以包含在这个词里面。因为真诚，所以在一切场合几乎都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性情：喜怒哀乐，任情而发；放言无忌，率性而谈。尽管有时也难免越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而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但滔滔者天下皆是，何必求全责备？再说了，言之在他，而听之在我，言者虽然谆谆，听者自可藐藐。所以，完全不必担心“钱式话语会越传越广，贻害无穷”；相反，我觉得钱理群那种不唯风不唯上的话语方式，倒是值得我们今天学术文化界的广大人士好好学习的。我们尽可以不同意他的话语内容，指其为偏激甚至悖谬等等；但反躬自省，我们中间有谁有过他那样的话语方式，又有谁像他那样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