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精神重建的难度
作者：魏 方
我们所缺乏的这种深刻是什么呢？是“罪与罚”的意识，再展开点说，是人性的审判、忏悔、救赎与宽恕。我们的审判与救赎往往都是外部的，我们很少有内部的审判与救赎。而这部电影就是关于内部的审判与救赎的。
《死亡与少女》是根据智利剧作家阿瑞尔·道夫曼的作品改编，由后来又导演过《钢琴家》（《钢琴师》、《钢琴战曲》）的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道夫曼在智利皮诺切特统治时期曾经流亡国外。波兰斯基的父母均为犹太人，他的母亲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被德军送到毒气室致死的。多年以后，他怀孕的妻子也惨遭谋杀。这样我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联手创作这部作品了。
故事的背景是军政极权统治瓦解后的智利，时间是１９９２年。智利极权瓦解以后，人民建立了民主国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要为在极权统治时期被恐怖组织迫害的人平反，并找出肇事者。即将出任委员会主席的人就是本片主人公宝莲娜的丈夫——律师杰若。宝莲娜本身就是恐怖行动的受害者，１９７７年，杰若和宝莲娜是一对恋人，杰若是学生反抗阵线的地下领袖，宝莲娜因为替他工作而被捕。只要她供出杰若，自己就可以没事。可是她为了保护杰若，经受了包括殴打、电击等在内的许多非人的折磨。宝莲娜至今不能从阴影中摆脱出来，甚至还有点神经质，但是她却极力反对丈夫出任主席并调查这件事情。原来在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前，总统已经颁布赦免令，赦免了那些在白色恐怖中犯下罪行的人。所以宝莲娜认为丈夫出任委员会主席不会有什么实质性作为，不过是政治粉饰而已。
在得知杰若即将出任主席的这个雨夜，家里来了一个叫米兰达的医生，杰若的车子在路上出了故障，是他把杰若送回来的。宝莲娜认定米兰达就是在白色恐怖中迫害过自己的那个医生，便趁他熟睡之际把他绑了起来。米兰达却不承认，并威胁杰若，如果不制止宝莲娜的话，他就是同谋。杰若也不相信她，因为宝莲娜当时是被蒙着眼的，她并没有看见过米兰达，是仅仅凭声音判断的。杰若第一次听说宝莲娜遭受的折磨中还包括强奸，强奸她的那个人每次都会播放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米兰达言之凿凿地告诉他，他不可能迫害宝莲娜，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在国内，他可以提供证人的电话号码让他去查证。查证是不可能的，电话不通了。但宝莲娜坚持要米兰达认罪，只要认罪，她就放过他。米兰达拒不认罪。这时总统打来电话，说因为即将展开的调查，杰若现在处于危险之中，马上要派人来保护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米兰达还是拒绝认罪，宝莲娜决定把米兰达推到海里去淹死。
最后关头，米兰达终于说了实话：他认识宝莲娜，并强奸过她。当初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样的，他内心挣扎了很久，是挣扎最厉害的一个。但是时间长了，他看见别人都在那样做，而且那样做是那么容易，他所面对的是一群毫无反抗能力的人，他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而不需负任何责任，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说“不”的机会。他们甚至连看都看不见他，于是他也堕落了，他的心理开始变态，并渐渐对那种变态行为上了瘾。
于是，宝莲娜走过去为米兰达松了绑，然后平静地离去了。
这部电影的序幕就是《死亡与少女》的舞台演奏，尾声又回到这个地方。宝莲娜曾经说过，１５年来，她再也不敢听《死亡与少女》，偶尔听到都会浑身发抖，为此甚至不得不在宴会中途逃离。现在，她终于能够平静地坐在这里听这首曲子了。
这部电影是一个丝丝入扣的悬念结构，而且是一个心理悬念，一场人性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判断数度摇摆，我们的信念数度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我们又一直潜在着一个执著的倾向性。误解与谎言，你的感觉到底倾向于哪一个？这是对人的基本信念的一个考验，反映了人性的基本走向，比如你是否相信直觉，你是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这种倾向性最能反映一个人。从宝莲娜说出问题的那一刻，我就差不多一直认为她是对的，因为我相信这样刻骨铭心、让你想起来都会颤栗的声音是不会听错的，就像你最亲密的人的身影无论在多少个人里你都不会认错一样。女人的直觉准确得可怕，何况，这太刻骨铭心了，是属于从来都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声音。
这部电影的成功得益于它的悬念结构，从中我们看到结构如何影响到主题的表达。试想，如果改为时空结构，按照时间的顺序娓娓道来，这个故事将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悬念不存在了，其次，审问的过程将毫无吸引力，因为我们什么都已经知道。按照时空结构，无非有两种可能：一、多年后这个人自投罗网——表现了一个因果报应轮回的复仇主题。二、妻子不被理解——表现了一个带有控诉意味的女性被辜负被伤害的主题。这两个主题都是很平庸的，这样一来，一个本来可以做大做深的主题就变小变浅了，故事的魅力也被自然消解。可以说，我们的一些缺乏魅力的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结构的平庸。
人性的救赎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死亡与少女》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不要为已经不需要承担法律罪责的人性恶而接受审判？
审判和赦免的问题，《死亡与少女》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宝莲娜反对丈夫出任委员会主席调查那件事情，不是她不希望正义得到伸张，而是对于社会，她已经失去起码的信任，赦免令都已经下了，她不相信罪恶可以受到审判，正义可以得到伸张，所以她不愿意丈夫去参与一场政治作秀。
其实审判与赦免是两回事，关于这个问题，朱学勤在一个叫《百年理性，百年酒性》（《南方周末》）的帖子中写道：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万人诺诺，一士谔谔。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大学生中的纵火犯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看来这是２０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
审判你应该审判的，赦免你应该赦免的，不能因为赦免是最终的结局，就忽略过程中的审判。这个问题杰若和米兰达其实也谈到过，米兰达当然希望审判问题按下不表，自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下去。但是以杰若为代表的理性却说，如果不审判，这些人恐怕早已给自己特赦，所以必须审判。已经先在地赦免了法律罪责的审判，本质上就是一场内心的审判，但是这种内心的审判带有某种强制性，因为单纯内心的审判应该是自审，需要一种挑战自我的勇气和力量，而人的心灵像肉体一样，具有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性力量，谁也不愿意给自己找不舒服，就像米兰达如果不是给逼到生死关头，良心不会复苏一样。
米兰达拒绝自审的原因可能就是：已经过去了。可是，对于宝莲娜来说，一切都没有过去。首先，身体的伤害一直铭刻于她的身心，一个人遭受过非人的对待，不是那么容易淡忘的，尤其当这伤害与性有关时。男人很少会受到性的伤害，所以对遭受性蹂躏的心理缺乏体认。不过一旦遭受这样的伤害或威胁，他们的反应会比女性更强烈。《肖夏克的救赎》和《决战芝加哥》中，一向不屈的男主人公之所以对警方妥协，就是因为受到了轮番鸡奸的威胁。性的伤害对于男性来说，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难堪，是对于男性基本尊严的摧毁。因此女性遭受性伤害后的痛楚和障碍心理就更容易理解。
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压抑和绝望。这件事让她看到人性的恶，因而感到绝望。她希望有机会去宽恕那些伤害过她的人，从而给自己带来内心的平和。可是，她一直没有机会，于是那些压抑和绝望便一直包围着她。现在，机会来了，她要拯救自己的悲观，那个人却又拒绝忏悔。她可以原谅伤害过她的人，但是那必须在对方已经对自身罪恶有所觉悟的前提下。她并不想给他任何惩罚，她也不需要他具体怎么去赎罪，她就是要看看他内心到底有没有负罪感。可是，他死不承认，这就表明他没有任何负罪感。一个人做了如此罪恶的一件事情，却没有任何罪恶感！这无疑是恶上加恶！这样的人性让人绝望到愤怒和沮丧。所以她的反抗不仅仅是对于人性恶的反抗，更是对于这种绝望的反抗。反抗绝望，才能拯救自己。她要迫使他产生罪恶感，从而战胜自己的绝望，这就是她咬牙切齿地坚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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