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笑傲坎坷的大师
作者：董 健
那天白尘老的大女儿陈虹教授（也是此书作者之一），亲自把这本图文并茂、装帧朴实大方的画册送到我家，我们一起边看边议地翻阅着，重温不少前尘旧事。在我，颇多思念，颇多感慨，也因此书而起。
这本画册扼要地展示了陈白尘的一生，选图好，撰文亦好。我能感到，有一股试图撞开人的灵魂之门的“情”与“识”，洋溢在画面与文字间。讲陈老的一生，抓住了“坎坷”（这是客观事实），突出了“笑傲”（这是主观态度），真是说到点子上了。２０年前我出版过一本《陈白尘创作历程论》，虽也触及过这两点，但却没（能更加）有意识地将其突显出来。坎坷从来人人有，各人坎坷不相同。一是坎坷的内容、方式不同，二是各人对坎坷的态度不同。就前者而言，陈白尘的坎坷，除了与别人相同的社会、历史原因（如极左政治的禁锢、“文革”的迫害等）之外，从他个人的特殊性来说，则多由被人算计而起。这一点与他的老师田汉有些相似。他诚实、磊落，只顾自己做事，从不会算计人，可是他却常常被算计，吃了大亏还久久不知祸从何处起。他之遭柯庆施、张春桥算计，画册中有真切描述，读之令人感慨万端。凡算计，都是隐蔽的，是暗中使坏，陈白尘却忍着痛，不去打听虚实，不去剖白，大大咧咧地照做自己的事。其实张春桥暗中使坏，于伶早在解放初就暗示过，他却没当回事，多年后见到于伶、张光年、张庚这些知道内情的老朋友，他也不去打听。为什么？第一，他看得透，不信邪，心中有数。第二，这就要说到对坎坷的态度——“笑傲”了。
陈白尘的笑傲，不是金庸武侠小说的那种，而是高明的喜剧家俯视人间一切黑暗、丑类而笑之的笑傲。陈白尘是中国２０世纪难得的大喜剧家。他一生贡献给人民的“笑”，是精神财富，是思想武器，是文化成果，将被历史永远铭记。他幽默、智慧、大度，解剖社会、笑傲人生。他创作的《乱世男女》、《禁止小便》、《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天官赐福》、《乌鸦与麻雀》这些喜剧作品以及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喜剧《阿Ｑ正传》与充满喜剧性的长篇散文《云梦断忆》，都是他的伟大喜剧精神的载体，都是现代中国人民的“笑”的文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刺官是陈白尘喜剧的核心题旨。在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下，官僚政治是中国社会肌体上的癌肿。一个人要做事，又要事事防人算计，多累?选可是在官僚社会中，许多人的精力、才华都被吸引到“防人”、“害人”的争斗上了，故而做“事”就做不了“官”，做“官”就不做“事”。陈白尘是做事之人，行政管理的才华也不低，吴祖光就曾称赞他是“治世之能臣”。然而他看透了官场，主动放弃做官的机会。解放前他有一位堪称莫逆之交的朋友，解放后二人关系却疏远了，因为此人官瘾太大，两人一见面，他首先关心的是“行政几级”，这使陈白尘十分反感。此种人现在也不少见。有人送我名片，上印着某某协会副主席，还特意在括号内标明“正局级”。这正是官本位社会对人精神状态的一种污染。陈白尘的刺官之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讽刺喜剧的经典，而且其现实意义亦不减当年。记得１９９７年纪念中国话剧诞生９０周年时，南京演出了他作于４０年代的《升官图》，有位做官的居然认为它是讽刺现实而下令禁演。有趣的是，剧中有一句台词，以所谓“中国的特殊国情”为遁词，替贪污受贿之风辩护，被认为是导演针对当今现实新加进去的。某领导要“查一查”，结果一查原著就有。贪官的无耻、虚伪，官场的黑暗、腐朽，在陈白尘的如雷似电的笑声下原形毕露、无处逃遁。
陈白尘喜剧精神的核心是对自由的追求，也可以说，陈白尘献给我们的是一种自由的笑声。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他就说过：“只有自由才能消灭黑暗，吝惜自由者也就无异于助长黑暗。”我从对陈白尘喜剧的多年研究中，曾得出一个看法，就是陈白尘是从喜剧创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他诞辰９０周年时，我有一个纪念讲话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在那里，我还没敢把这个看法说出来。近读《理论动态》１６３４期（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０日）报道，得知中共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或根本命题，就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使我想起，早在１８９４年，有两位记者请恩格斯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便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了一句话作为回答：“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指出，除了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至此，我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陈白尘是从以自由为本的喜剧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喜剧创作达到高潮之日，也就是他以自由精神战胜黑暗的斗争最为炽热之时。阶级社会的官场，最后一幕演的是丑角，是喜剧，人类借此送走陈旧的生活形式，笑着与过去告别，这是马克思的观点。陈白尘的“笑”的价值和作用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他的喜剧创作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白尘的最后１６年（７０至８６岁）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现在一般人在６０来岁就退休了，他却在这１６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放出了耀眼的光辉。“文革”结束，阳翰笙催他回北京做官——任全国文联秘书长，但他毅然接受了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之聘，走上了大学讲坛，成了南京大学戏剧学科博士点的创建者，成了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教授。现代大学在中国一经创立，就是一个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高等学府。早在解放前，陈白尘就在大学任过教。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它与大学的密切联系。找不出哪个大作家不是出自大学，或者任教于大学的，从鲁迅、周作人可以一直数到闻一多、朱自清。戏剧家任教于大学的，则有田汉、洪深、曹禺等。走上讲坛授课，拿起笔来写作，自由的精神、创造的境界既是大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生命。可惜解放以后，大学与文学密不可分的这个好传统给丢弃了。原先合二而一是双赢，后来一分为二是两伤。人们对陈白尘从文坛走上教坛的意义一直估计不足，只看到他培养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却没有看到他在重建一个久被丢弃的传统，他在重建大学的精神。走上教坛后，他并没有放松创作。《大风歌》、《阿Ｑ正传》、《云梦断忆》等，都是在大学里写出来的。大学之大，“大”在哪里？第一，研究学问，真理为大。第二，思想自由，精神空间大。第三，“立人”为本，人格为大。第四，大学之大，因有大师。这四“大”近来常被人提起，尤其关于第四个“大”，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近年常被引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１９７８年陈白尘毅然弃“官”从“教”之时，一般人还没有看到现代大学的意义，那时离“文革”之日尚近，更多的人对大学之可怕遭遇还留着余悸。我想陈白尘是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大学精神之可贵价值的。喜剧的自由精神使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喜剧的自由精神也使他走进了当代大学校园，创造了他一生中最后１６年的光辉业绩。可惜，现在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大师已经很难见到了，所以我更加想念陈白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