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语文教育与自由读写的距离

作者:张 柠




  我家里有现在三名中学语文老师,还有几个参与过高考的甥侄辈。我真的很同情他们,为他们长期被“语文课”所折磨而感到悲哀和不平。他们整天在“语文课”中艰苦奋斗,却几乎没有人能将一篇文章写得通顺而有文采。可是,他们讲课和考试都很有一套,比我要强。他们能够及时而准确地划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能够立刻将议论引向社会层面、理想层面,最后用一个漂亮的造型结尾,显得非常圆满似的。也就是说,他们都过了教学关(都是省市级重点中学教师),也过了考试关(都考上了大学本科),却没有过语言表达关,更谈不上掌握民族语言的精华和对个人思考的独立表达。而我为什么成了一位作家呢?大概就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语文教育训练,甚至没有受过大学本科的写作课训练。我的写作可以说是跟语文教育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原以为这是我的不幸,现在我才发现,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
  初中毕业后我就辍学在家,那年正好15岁。我开始拿父亲书架上的一些文学书籍(比如《呐喊》、《红楼梦》、《水浒传》等)来读。有一次,一个人躲在家里读一本好像叫《播火记》的长篇小说,当读到一位农民逃难逃到煤矿做苦力,被监工活活打死的情节时,我一人号啕大哭起来。我那时就开始写日记,主要是记下一些我内心痛苦和屈辱的感受。后来,迫于生计,我到一家山区水电站做苦力,阅读基本上算是中止了,身边只有两本书,一本好像叫《新中国散文选》,还有一本是《海涅诗选》(昨夜,我梦见了忧郁的眼睛,梦见了甜蜜的嘴唇,梦见了桃金娘和木犀草……),都被翻得像一堆抹布。写日记的习惯一直没有中断(那些小日记本在频繁的搬家中丢失)。从事专业文学研究和写作,起因于1989年冬天读到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和《死屋手记》,我被那些小说的描写惊呆了,感到非常震惊!后来我就考了研究生,到上海一所高校去学习俄罗斯文学和中苏比较文学去了。现在我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散文随笔写作,阅读和写作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的经验就是,自由地读和自由地写,独立地思考和判断。读的时候我用心去感受,写的时候我肆无忌惮,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因为没有老师来打分,也不用去参加作文比赛,更不用写作当高考敲门砖。那种打分和写作竞赛(还有每一年都有的大专辩论竞赛的耍嘴皮子),就是通过一些无聊的数字化评分游戏,将你仅剩的一点自由和任性全部阉割,最后只剩“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我认为,只有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心灵的读和写才有意义。
  一个人要表达自己的情感,要表达自己的思想,难道仅仅靠“段落大意”就足够了吗?人的思想和情感是那么丰富,八股文章的套路是那么干巴单调和苍白无力,跟写作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当了领导(公司的、政府的)而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和情绪,整天靠着念秘书写的讲稿过日子,难道不觉得难受、不安和无聊吗?一个人张嘴能滔滔不绝,但一拿起笔就如拿起了沉重的铁棍,这种状况难道正常吗?一个人长期不习惯自由表达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整天迷恋于那些来自外界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一副僵化的、无趣的教条主义面孔,这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文思想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发展有益吗?
  自由地读和写,应该是从小就开始养成的好习惯。现在的学生几乎失去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必须忙于应试教育和参加各种补习班和各种考试。中学应试教育,当然是在整个高考制度限制之下展开的,它的数字化,一直死死地限制着青年一代自由的读和写。最近的中学语文教育《新课标》,还提出了所谓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合一的目标。这个说法既不科学也不严密,甚至可以说这一提法近于无意义。因为“数、理、化”学科最具有“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特点。数理化的工具性不用说了,它们的人文性表现在对学生的理性主义思维的训练,避免他们堕入神秘主义和非理性思维的圈套,让他们认清人的主体地位,并激发他们探索外部世界的秘密的热情。这不正是科学启蒙和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吗?
  当然,人文主义教育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培养,对个人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的培养。中学语文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读和写能力,也就是自由表达和创造性的能力。更关键的在于,读和写的主体是个体的学生,而不是老师和教育局,更不是分数!读和写不但能够培养自由表达能力,还有可能对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对个体精神自由的限制进行校正。换句话说,它有可能对泛滥成灾的当代“工具理性”进行抵制。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语文教育和写作成了一种新“八股”,本身就被“工具化”了。我看不到中学语文教育有什么“人文性”,倒是它的“工具性”倒是越来越明显了。
  一个人成长环境的自由取决于社会环境的自由。写作和阅读是这种自由在文字符号层面上的表现。成长环境自由的保证来自全社会的进步,表达自由的保证来自教育环境的宽松,还有个人对符号系统(文化史、文学史)的把握和了解。用一种僵化的教条去训练学生的写作和表达,永远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效果,只能是让他们厌倦这门最具有活力和心灵自由色彩的课程!
   我们知道,理想主义与青春从来就是合而为一、结伴而行的概念。它与诗歌和散文的抒情性,与小说的叙事和批判性连接在一起。写作和阅读,几乎是每一个丢开玩具之后的青少年的主要迷恋对象。因此,无论是中国的过去还是外国,都十分重视中学生的文学阅读和写作教育。著名作家朱自清和叶圣陶,都曾经担任过中学老师。鲁迅也担任过绍兴师范的老师。萨特和波伏娃等许多法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从高师毕业之后,都担任过外省中学的文学或者哲学老师。而我们这里呢?考不上研究生的、找不到合适职业的才去当中学老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中学教育的不幸吗?为什么不认真反思一下呢?
  现在的情形是:应试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语文师资水准越来越下降,电子游戏和网络动漫诱惑越来越大,青春躁动症催生的垃圾小说在市场上横行霸道(这是读和写变成了“工具”的另一个极端形式,是市场价值对青年写作者的侵蚀)。当阅读和写作,以及自由的感受和表达成了高考应试手段的时候,当一篇具有审美完整性的作品被分解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时候,当审美阅读成了某种心灵控制和道德驯化工具的时候,当读和写这种自由创造的行为还抵挡不住电子游戏机的诱惑的时候,这门学科就前途不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