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从梁漱溟想到方英文
作者：闵良臣
闲话少说。
忘记了“定论”是谁下的，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化人物要数北宋的大文豪苏轼，若按今人提倡的“综合素质”考查，就是连李白也比不过。此论到底是否公允，是否合乎史实，姑且不论，反正喜爱苏轼诗文的人从古到今多的是，在苏轼之后又过了八百几十年，中国又出了一个也许在才学上还不能与苏轼比肩，然在做人的品行上却敢与苏轼一比的梁漱溟（当然在这八百多年间，我相信不会只出一个梁漱溟）。尽管梁先生一生所作所为，不免让人有“狂妄”之讥，但他一生实事求是之精神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据《梁漱溟和章伯钧、罗隆基》（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一文披露，章、罗二人与梁先生是老朋友，当初共同抗日、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据说梁先生在当时即感觉到这两位“头面人物”学术味不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指罗隆基）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先生历来是不屑一顾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位“头面人物”都已官居中央部长高位，却仍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梁先生心里更是不以为然。转眼３０年过去，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叶，在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２０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的一位（罗隆基）召开９０诞辰的座谈会，会议真实的含意是为其肯定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当时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追忆了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１９５７年罗被划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事件。
可就在此时，梁漱溟先生不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而是“哪壶不热提哪壶”。梁先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９２岁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１０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罗隆基），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１９５７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１９５７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
梁先生接着说，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读着上面这些肺腑之言，与其说是看到一位铁骨嶙峋的耄耋老者，不如说是看到一位天真可爱的赤子。不是有赤子之心之人，在这种场合是绝不会作如此发言的。这让笔者不免想到伟大的思想家明末的李贽所倡导的“童真”、“自然无伪”。梁漱溟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不失真心的真人吗？
说过梁漱溟，又想到今人方英文。
方先生是作家，大家都知道。但除此之外，自然不能与梁先生相比。但我发现一点，这就是方先生在一片叫好声中，依然是见其所见，言其所言，不世故，不媚俗。其实我这则短文正是由读他在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洗脸毛巾不可用到发硬》一文引出。
说到方先生，不能不先谈几句《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我至今没买。其缘故，就是这本书的文字在正式出版之前都在国内某家网站上发表过（后来又在广东政协一家杂志上发表），我也统统都拜读了。我有理由相信，“网文”和杂志上刊出的要比那正式出版物“完整”。既是“全本”看过，“洁本”还有何看头？
应该说，章女士的文笔真是好得不得了，若再允许夸张点说，我认为她的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若是改名为历史小说，说不定能把诺贝尔奖赢来。但章女士认为她的文字就是“历史”，就是她所经历过的历史。于是在一片叫好声中，被章女士写进“历史”中而又还在世的有些知情的当事人和当事人知情的后人和朋友不同意了，并举出实证，说明章女士记忆显然有误，有些，简直就是凭空想象。于是引发一些争议。
后来我的一位朋友在与我用电子邮件通信时专门就章女士的这本书发表了感想：
“历史的真实类同于法官断案的真实。法官断案，依据了各方提供的证据，把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凭着自己的判断，来‘想象’案子发生时的情景，作出决断。所以，即使是最英明的法官，所据以作出判决的事实，也只能是想象的事实，而不可能是客观的事实。客观的事实已经逝去，绝无真正还原的可能。历史的真实也是这样，后人所能得到的，就是历史文献及民间传说所描述的‘事实’，这种描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上发生过的客观事实或许大相径庭。所以，章诒和的书，即使有什么缺陷，但在冲破话语霸权，给人们提供一种印证历史的资料以便逼近历史的客观真实方面，做了值得称道的努力，这是难能可贵的。”
好一个“逼近历史”，我以为我这位朋友所言颇有些道理。即使还不能说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就如章女士所写，只要能“逼近”，也就很难得了——总比有人至今仍不承认，或是忌讳，甚至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要好得多。
历史真相就是历史真相，打了折扣就是打了折扣，这也是不能讳言的。如果有人说出的同一件事比章女士所写更真实，并有确凿可信的证据，难道我们不相信更真实的而要相信这“完整”的吗？当然，若是没有什么人写的比这更真实的历史留下来，若干年后，后人们也就不能不把这“往事并不如烟”看作那一段特殊历史的真实了。但惟其如此，如果你是一个实事求是之人，才应该感到可怕，觉得我们的历史里有多少细节是不真实的。我这里绝没有指责章女士的意思，而只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很可怜！可怜到只能如此！有些文章就眼下而言，大约是不能作为史实用的，因为有些知情的当事人和当事人知情的后人和朋友还在世，而那些文章的文学味儿很重，因此，如果完全看作历史并在文章中引用，难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已经有知情人对《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有些文章提出了批评，并主要是批评作者所写与史实不符）。当然，很有可能在若干年后，后人把《往事并不如烟》就认定是史实，因为作者写得太感动人了。不久前已经看到有人在媒体上（好像就是在世纪中国网上）争论，一方说不能把《往事并不如烟》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而另有人认为这同样是历史，是作者眼中心中的历史，并拿司马迁的《史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说是《史记》文学味也很浓，很显然不可能都是真实的历史，然而现在人们就是把它当作历史看的。我同意这种看法，尽管也知这种看法与真实的历史肯定有大区别。我在《关乎历史的真实》一文中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历史记载下来的就记载下来了，民间流传下来的就流传下来了，没有记载没有流传的，也就一笔勾销。”而现在，我不能不还加一句，这就是：“记载下来的是个什么样就成了个什么样，流传下来的是个什么样就是个什么样，后人在没有证据推翻的情形下，也都只好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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