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那次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谁？
作者：秋 石
回忆比较详细，且有些许忏悔之意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胡乔木同志正担任着毛泽东的秘书。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５日、１９９２年１月４日，胡乔木同志在同龚育之、郑惠、石仲泉等同志的谈话中，比较详细地讲述了座谈会举行首日的一些情况。胡乔木这样回忆道：
毛主席跟作家的来往比较早，如跟萧军早就有来往。１９４１年８月给萧军写过信，是派我送去的。这封信已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毛主席当时比较赏识萧军。后来萧军的观点与党的观点有距离。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就坐在我旁边，争论很激烈。他发言内容很多，引起我反驳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胡乔木还记忆犹新地回忆道，文艺座谈会结束后，“当时，主要是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一些人多少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倔强，他就住到延安东边的一个孤孤单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彭真同志找他谈话（另据萧军本人讲述，在其和夫人愤然下乡自己搞生产不足三个月，受毛泽东委托，胡乔木和时任延安县委书记的王丕年去他们所住的石窑探望，并动员萧军一家回城），表示过去两方面都有错误。以后萧军回到文协。……对萧军问题的那种作法是不对的，……”（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５４－５５页）
胡乔木回忆如此，延安后期的红小鬼，几十年间遍访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者的艾克恩同志在其《延安的锣鼓》（刊１９９２年５月２日《解放军报》）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由谁先发言呢？丁玲说萧军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１”萧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接着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艺的看法。
就在艾克恩同志发表《延安的锣鼓》一文的前一年冬天，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专事研究延安文艺史的学者高杰先生从西北来到北京，先后拜访了草明、欧阳山、严文井、蔡若虹、艾青、欧阳山尊等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在内的６０余位老一代文艺工作者（文中，高杰特别强调：“有二十三位是当年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和他们的亲属”——笔者注）。根据访谈录音，高杰先生整理撰写了长篇纪实《流动的火焰》一文（刊１９９７年５期《传记文学》，其浓缩片断则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片断》为题，刊于同年５月２３日的《人民日报》上）。文中，涉及毛泽东作完引言后，谁第一个发言的话题，高杰先生作了必要的铺垫和比较详尽的描写：
其实，萧军在召开座谈会前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谈锋甚露，为避免在会上因意见不同，再次发生同志之间的争执，打算到三边体验生活，等开完会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将他挽留住的。因此，他第一个发言时，就直言不讳，将心里想说的话，全都抖了出来。据何其芳的手稿和张仃的回忆说：萧军曾讲道，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以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有关高杰先生文中引述的“何其芳的手稿”，据曾见过该手稿的何其芳学生和研究者，都曾向笔者作过类似的描述，而且强调：是何其芳的现场记录文本。上述几位同志的描写，同萧军本人发表于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１日（逝世前一年）《人民日报》上的《难忘的延安岁月》一文中的描写，是基本一致的。萧军回忆：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在中央大礼堂正式开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要我第一个发言。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第一个开炮吧！”我就第一个发言了。我讲的题目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
需要说明的是，萧军发表上述文字时，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半数以上还健在，包括那些对萧军有不同看法的人，没有哪一位对其文中“第一个发言”之说表示异议。萧文发表１７年来，也不见有哪位延安文艺人或研究工作者撰文提出新的见解，或对萧军之说进行否定。
１９８４年６月４日，距今整２０年前，在京城后海鸦儿胡同那座简陋的寓所里，萧军本人也曾向我证实：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继毛泽东作完引言后他第一个发言的事。有关这个话题，系谈及他当时年轻气盛的性格而起。
关于欧阳山的发言，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发言的人。这是因为，在萧军的这个气壮如牛的发言后，有萧军东北老友、共产党员罗烽等人的附和，更有坐在萧军身边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起来“斗争”。同时，也可以肯定的是：刘白羽同志文中所言欧阳山的发言“有些文学教程气味”。对于这一点，在经过大量调查考证及比对何其芳同志的手稿之后，高杰先生在其《流动的火焰》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著名作家欧阳山发言说，写什么，怎么写，首先要明确文学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接着，他从各种理论中阐述的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谈了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问题。开始人们静静地听着，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有一位冒失的人耐不住了，就高声喊道：“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会后，还有背地里说：“他大概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
读了刘白羽同志的《哭山兄》一文，笔者在此还要直率而又恳切地提出一点：有关文中所云的“有人自称为鲁迅替身，却恨共产党人”这一说法，既不妥，也不该，更不符合史实。刘白羽同志在文中显然指的是萧军。据笔者从十余位延安文艺前辈的回忆中了解，在当时的延安，只有萧军一人以鲁迅学生自居。事实上，在进入延安的所有文人中，也只有萧军一人称得上是鲁迅的学生。应当指出的是，刘白羽同志持有的这种提法，是过去“左”的年月中强加在萧军头上的不实之词，因而，谓之以不妥、不该、不符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