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学术性”和“我认为”
作者：陈 冲
几十年后，我这个初中生，因为写小说，居然评上了“正高”或曰“教授”级职称。这个职称的正式称谓，本来是“文学创作一级”，不知怎么一弄，大家都叫它“一级作家”了，甚至还有叫“国家一级作家”的。与这个职称的标准相比，深知自己多有差距，心中常觉不安；直到听说，我们现在的职称，其实已经出离了技术或学术水平的概念，更多的只是一种待遇，这才安心了一些。
从初中生到正高职称，的确是一段不短的距离。我自己也觉得应该说混得还不错。不过，对这种情况，我们国家的习惯是称之为“自学成才”。成没成“才”姑且不论，从来未曾认真地系统地自学过，我心里自是一清二楚。根本没那么回事儿。如果说确有一些长进，那也不是学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摸索、积累出来的——说白了就是“混”出来的。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每当心里有什么想法，却在实践上无法达到时，就会深深遗憾于没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因而对于大学，或者说高等学府，无时无刻不是心向往之。
有一回——是在刚刚实行招生取消年龄限制之后，和几位教授学者们同桌就餐，他们都是带着硕士生、博士生的，我就仗着胆子提出一个问题：诸位当中有没有哪位肯收下我当个硕士研究生？结果没有人接茬。稍后，教授学者们把问题做了“泛化处理”，才给了我一个答案。大略是：如果你同时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当研究生，一个是带研究生，虽然严格说都不切实际，但若是非要拼命去争取，两相比较，还是后者较有希望。带研究生毕竟只要有人肯聘，当研究生却硬碰硬要考。别说考研，就是高考，你行吗？甭说外语、数学你考不及格，就是语文当中的作文，恐怕你也考不出像样的分数。别看您是位“一级作家”。
我不能不承认确实如此。而且，虽然曾被认为是“自学成才”，真去参加自学高考，同样考不及格。
后来我还做过一个“进一步”的设想：我这个初中生就甭提它了，如果一个早年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２０年、３０年后成了“一级作家”，这时回过头去再想考一次大学中文系，会不会十有八九也得考“糊”？
从实践的意义上，我能够接受这个现实。现实如此，不服不行。但是从学理的意义上，我还是心有疑惑的。这有个大背景，就是大家都承认，我们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是有缺陷的。实际上还不止是考试，包括我们现在实行的一些考核、考绩办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合理性，而不是筛选的科学性。整个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让那些被淘汰的人无话可说，不服不行。为了这个目的，“标准答案”和“量化”的重要性、权威性空前提高。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绝对不会出现在试卷上；不能“量化”的考核、考绩办法，被认为 “没有可操作性”。这个现实问题应该如何得到现实的解决，我一点儿都说不上来，能说的，是我对由此而引伸出来的后果的忧虑——它已经破坏了、并且还在破坏着我们的学术价值标准的科学性。
比如说一个参加高考的高中生，是应该对唐诗有一定的理解的。可是又不能出一道“请谈谈你对唐诗的理解”之类的题，因为这样的题没有标准答案。于是就只能直接考唐诗，而且仍然限于能有标准答案的那一部分。比如“你是否喜欢李商隐？为什么？”之类的题，也是“不成立”的。以我的理解，要求高中生那个层次的“对唐诗的理解”，如果选择正确，方法得当，能熟知１０到１５位诗人的３０到５０首诗应该足够了。但是，只在这么小的范围里出题，连我都担心拉不开分数档次。于是，考生就得记住比这多得多的诗人、诗作，尽管他们和它们在理解唐诗上并不具有独特的代表性。这样一来，考的就不再是领悟唐诗的能力，而是背诵唐诗的能力；不再是对唐诗的理解，而是对标准答案的死记硬背。将来的某一天，当这位考生把曾经背诵如流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时，这些学习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极少可能转化为背景性的文化素养。
好在这只是高考，何况还只是其中的一门之中的很小一部分，在这上头得了满分也不足以确保总分过线，丢了分还可以在别处找补。对于筛选的科学性，它的影响很难准确估量，但总的说影响相当有限。
问题是，如果同样的思维方式用到了学术研究上，后果恐怕就不这么微不足道了。
近几年来，研究生，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在成倍地增加着。其间就听到一种说法：考文学研究的，大多愿意搞现代文学，很少有人愿意搞当代文学。原因嘛，则不光是考生，连导师在内，都说当代文学研究没有学术性，不是学问。
那么，什么是学术性呢？
不能不承认，这个问题我真的很难回答。没进过大学校门，连学问是个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哪里答得出“什么是学术性”这样的问题？即便脑子里有一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也很难把它“抓住”，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不过，这当中，至少有一个疑问好像是被我“抓住”了，虽然这多半是因为我在学财务时学过一点统计，知道统计学里有个“大数法则”。按我的理解（难说对或不对），现代文学年限的划分，上限大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此前归入“近代”，而它的下限则比较模糊，因为对什么是“当代”，众人看法颇不一致。然而这个不一致，多半只是理论上的，不是或基本不是实际上的。不一致的核心差异，是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１７年，再加上“文革”１０年。这总共２７年的文学研究，搞当代的人基本不管，似乎是想把它推给现代；搞现代的人也不管，好像是想把它推给当代。以我天真的瞎想，这２７年间的事，如果将来真有人乐于或敢于去加以研究，无妨单独另列为一代或两代，现在时机未到，索性就让它空着。那么，从实际上讲，现代的下限就是到建国即１９４９年为止，或者再加上此前已经成名而此后仍有作品的作家。那么，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４９年这总共３９年当中，有多少位文学家，具有反复地不断地加以研究的价值，并使研究的成果能够包含着真正的学术性呢？有５０位还是１００位？很遗憾，好像还没人列出名单或给出个大概数字，至少——很惭愧——我没有看到。那么，我斗胆做个估计，这样的文学家应该有５０位或略多，但至多不会超过１００位。这个估计的有效性在于：在此基础上，人数的增加未必再能给研究资源的总量带来明显的增加了。
好啦，我终于说出了“研究资源总量”这个概念。虽然这个“量”不能实现当下很多衙门和官员都特别偏爱的“量化”，甚至没有一个标准化部门认可的计量单位，但它是确实存在的，也是可以度量的（恕我略去说明“度量”与“量化”的区别）。举例来说，度量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它到底能“养活”多少研究它的人，使这些研究者能在合理的时间段内产生必要的研究成果，并使这些成果具备必要的学术性，能当之无愧地称为“学问”。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逻辑链。如果这个“研究资源”，实际“养活”着的人比它能够“养活”的人多得多，而这些研究者偏偏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段（通常以一年为单位）内不断地、大量地产生出研究成果——当上述诸项都是无可怀疑的现实存在时，那么唯一可以怀疑的，就只有后面的一项，即这些研究成果的学术性了。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产生了一批批没有学术性的“研究成果”的领域，为什么却被认为是一个“有学术性”的领域？
有一位青年批评家，虽然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因“生活（或形势即学位热）所迫”，去读了一遭博士生。正所谓积习难改，费尽心力写成的毕业论文，被责令必须进行重大修改，核心或者说致命的问题是：你论文中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的“我认为”？要知道，在学术上，“我认为”如何如何毫无意义，说了等于没说，如果你提出了一个观点，那么你就要拿出论据来支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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