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门外谈文学教育

作者:何满子




  忽然来谈文学教育,自觉十分僭越。我缺乏谈这问题的资本,既不具备理性的文科教育的知识,也没有身历的实际体验。我没有受过正规有序的学校教育。说来可怜,只插班读过一个学期的初中和一个学期的高中,而且心不在焉地读得很呀呀呜。我是从家塾和自学求取知识的,是未经“三考出身”的野路子。所谓家塾,不是旧式培养蒙童的规模颇像学校的私塾,而是我外祖家延聘家庭教师给表兄弟姊妹施教的组合——我们叫做“进书房”。因为受教育的进程不一,所以是老师对学生的一对一的教育。
  但我的三位老师可真是渊博的学者。那位教数理化兼外国史地的老师与文科无关,这里不谈,单讲教文学的两位:教中文的夏先生是清末的副榜,即备取举人。他虽是科举出身,但头脑绝不冬烘。他精研文字学,自己有著作,教我文字学以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为教材,辅以他自著的《段氏字学平议举隅》。教外文的蒋先生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文史哲的学养赅博,因为在一次火灾中失去了一条腿,才屈就外祖家的延聘。这样的大材做家庭教师,真可谓杀鸡用牛刀。
  两位老师的施教方法,不知是他们事先协商过的呢,还是秉承传统方式,如果给它定个名,可以称作“范文导读法”。也就是有序地选择名家名作进行讲解,作启发性的导读。并在讲范文之间引申而及各种文学知识,乃至由文学而延及人生、历史等方面。比如,夏先生的选材,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俪文、唐宋文、诗、词,包含着文体兴替和文学演进的文学史知识,也包含着士风和文风的变迁。讲诗词,就兼带着讲格律、声韵,这就涉及写作技巧了。至今我能诌几首打油诗,就受惠于他的教导。不过,他教的范文,都要责令背诵,这又是老式的教学法了。
  蒋先生是个急性子,用的是“速成教学法”,在我认识了约一千多个英文单词后,立即就课读范文了。记得开头一篇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此文至今我还能大段地背诵。有时晚上不能入睡,就默默背诵来催眠。不过蒋先生的选择范文以由浅入深为序的,济慈、雪莱、拜伦的诗,培根的哲学论文片段都教过,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也选读过不少。只是学生字、翻字典,害得我好苦。他有滋有味地赞叹那些诗文用字如何贴切生动,押韵如何巧妙之类,对我大抵是对牛弹琴;可是他讲述过的各篇,在我以后重读它们的中译本时,便有了先行知识,印象也比初读深刻,受用大不一样。蒋先生从教材所延伸出去的西方历史文化知识,也大大打开了我的视域,更不说人文主义方面的普世价值观给我打下了认识世界的始基。可憾的是,我接受的远远低于他的施予,简直不成比例。至今回想起来常觉歉愧。我这个没出息的学生对不起良师的苦心训教。
  由于这样的受教体验,因此我认定,所谓文学教育,实际上就是范文导读教育,至少主要方式如此。也认知,通过名家名篇的导读,输送给受教育的不仅是文学方面的知识,因为“文学是人学”,也应该、必须而且天然地要牵及社会和历史,包括道德、价值观等人文方面的广泛内容。文学教育与理工科之类的专业性教育不同,它直接与德育接壤,文学教育必然占有人性教育、道德教育的份额。
  既然文学教育包容着人生、道德、价值观等内涵,它就必然与人生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不可分。试想,有哪一篇作品不包含与之相对应的现实人生现象,当前的和历史的?那么,当导读选材时就有很多机会观照现实、参比现实、印证现实。这样才能更生动,更给予受教育者以深刻而且深入的领悟。打个比方,如果课文选了岳飞的《满江红》词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就势必要讲述南宋的历史形势,宋和金、元的对抗,作家的身世和他们的人生选择,忠奸之辨,当时人的道德观的历史局限性,作品的历史影响,等等。这其中就有价值观的倾向性判断。古代文学如此,就更别提现当代人的作品了。
  但导读切忌作大放厥词的误导,这里也有胡乱批判的例子,南京《东方文化周刊》2001年第21期报道历史专业“博导”金庸先生答记者问,正好涉及岳飞。金“博导”答记者说:岳飞并不可爱,他打的是金人。金人者,今之满族人也。满族者,今之兄弟民族也。逻辑结论是,岳飞打兄弟民族,何可敬之有?云云。
  天哪(真只有喊天了)!把时空等历史条件全部抽空,自炫其与众不同,超越凡流的“新奇”见解,正如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只能是搞笑。如果遵从这种反历史主义的逻辑,则据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想,未来将是消失民族界限的大同世界,如《国际歌》所唱,“intennational一定要实现”,那么,汪精卫降日卖国和敌寇亲善之举岂非超前的英雄行为?这不是开历史的玩笑么?
  玩笑表过不提,言归文学教育,尤其中学的文学教育,既然以范文导读为主,那首先关键性的一着便是慎选课本和读物。入选的作品不仅要利于向学生传授读写知识,文学审美知识,也必须照顾到德育的、人生价值观的熏陶。即使是有定评的名著,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也不能不考虑效果和影响,拣到篮子里就是菜。比如选前代的小说,《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是经典性的名著,总不该把渲染床上镜头的内容作课文或读本吧!选当代作品,也绝对不应阿顺时好,什么畅销的风靡的小说就不辨良莠地选入。更何况当今提倡“三个代表”,载在宪法,其中就有“先进文化方向”一条。选材自然不能背此宗旨,这是不必有多高智商的人都能理解的。
  突然,骇人听闻的是,据传媒报道,今年的中学读物中,公然选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天哪(不禁又要喊天了)!金庸的这类摇头丸文化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么?这类东西虽然迷惑了大量读者,还有不少畅销书拜物教徒的学者准学者为之追捧叫卖,但它的实质是什么,已有不少高明的批评家作出了评论,笔者也已多次剥过这些垃圾货的皮,在此不再赘言。要之,它们是和膜拜豚尾明君,歌颂奴才清官相辅,三位一体的陈腐意识的大甩卖。是与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唱反调、诱人做白日梦的糖衣毒品。市场上如此狂火已危害不浅,现在竟然选作文学课的读物为之批发推广,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恶劣效果!这是日占时期的汪伪政权也不敢如此放肆,用这些货色来进行愚民教育、奴化教育的!
  ……然而,也许是我想错了。选入这种东西的目的,是有意用来作反面教员,为了告诫学生认清其毒害,用以提高中学生的鉴别能力。诚然如此,那对中学语文教师的要求也未免太高。肯定会有不少优秀的教师能承担这项批判任务,但是否所有的中学教师都能胜任却不免令人担心。不是有不少拥有大学教授和研究员名衔的先生也拜倒在“博大精深”的金庸先生脚下么?
  2005年3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