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我写苏雪林
作者：石 楠
我读了她的文章，很受鼓舞，写了封信去表示感谢。她收到我的信后，复印了１９２８年她观看潘玉良归国画展时写的一篇万言画评，并在其背面给我写了封数千字的长信。现摘录如后：
……那天我在中国妇女读漱菡介绍《画魂》，因书中主角潘玉良是我一个熟人是个老同学，渴望读此书，向漱菡商借。……不久果寄到。我一口气便读了一遍，以书中情节复杂，一时理不出头绪，又读了一遍。一部十几万字的书，两天内读两遍，在我是从所未有的事，若非你的文笔优美，而书的主角故事又十分感人，又何能如此。
……男生９０馀人，住一二层高楼，女生另住一楼房，玉良与杨润馀、林宝权同住一室，我抽谶得一小房，我们女生人数虽少，因房间、省籍的不同，分为几个党派，玉良与我毗邻而居，我常到她房间聊天，算是同党。但感情并不深厚。玉良身材不算高，容貌亦不算美，皮肤亦不白皙，但其强健。我们这一群男女同学，年龄都已不小，玉良好像比我们都大，富有人生经验。她１９７７年在巴黎逝世，讣告上说她仅有７０岁，恐怕是不准的。她一到里昂便进了城中的艺术学院，中餐并不回来吃，晚上艺术学院下课才回。这样过了一年，她便转学巴黎去了，遇假期则回中法学院。
我于民国１４年回国，玉良１７年始返，她返国后任教刘海粟的艺专，玉良返沪不久，即开画展，邀我为文介绍，便是这一篇，此篇收入我的《青鸟集》商务出版，你好像读过，不然何以提到她在中法学院画菊花的事？现仍影印一份给你，惜字迹太不清楚。……
对日抗战前，玉良又赴法国，我未知原因。１９５１年，……我任职香港真理学会一年，第二年又赴法国，这回系住在巴黎，始与玉良再度晤面，我知她来法是不打算回去的。她身世有难言之恫，想在国内必饱受剌激，所以才自我放逐来此异邦，是求不为人知的缘故。她在巴黎经济状况并不好，尚须不时接济大陆家庭，……我第二次留法仅二年，便回台湾，与她倒常通讯。我临回台时，她赠我一小幅风景油画，至今高悬我书房壁上。我作画想用法国水彩纸，她就购赠一大叠，至今尚馀。说老实话，我们第一次中法学院虽以住房为邻，与她算是同党，感情并不深，第二次赴法，才真的好起来。我同情她不幸的身世，每想作文介绍，又以她不幸身世难于下笔，１９７７年，巴黎传来她的讣音，我曾着实伤悼了一阵，写信给寓美的方君璧、林宝权（二人现皆已逝世）想法，请留法华侨收罗她的画作，成立一个纪念馆，方林二人笑我蚊负泰山，不自量力，劝我别作此痴想了。这真是痴想，玉良的画作，大都重价卖出，想收集非有一笔重金不可。试问我们穷教书匠，能出这笔重资吗？不是蚊负泰山吗？但我当时的确为此事忙了好一阵。
但是，我读了尊著《画魂》心灵悖动，就写了那篇刊在《中外月刊》上的文字。
（一）现在我希望你们那边政府以国家力量收罗玉良画作，成立一个小规模的纪念馆，这在你的鼓吹。
（二）由于你优美文笔的介绍，听说玉良的故事已上了电视，登了舞台，盼望台湾方面也有这种盛况出现。玉良不死了。
此信写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６日，她在信后还谦逊地说：“我今年９５岁，目昏手颤，写不成字，请勿见笑。”
我读完这封信，立即给她回了一封很短的信，字写得大大的，恭恭正正的，她是往百岁上攀登的老人，视力又不佳，怕她读长信吃累，又听张漱菡说过，她是有信必复的人，所以我在复信中，一再请她不要作复。可她的这封信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她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像她这样的文坛泰斗，又如许高龄，竟然屈尊给一个晚辈写来如此真挚的长信，我能不激动？我抑制不住要把自己的心情告知朋友们，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她，就是文艺圈中的许多人也不知道她这个人，更别说知道她的经历和她对中国文艺的贡献了。我心里就有些怅怅，着意去搜寻她的作品，费了很多周折，才在朋友的帮助下，读到了１９２９年她以绿漪女士笔名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从中我约略地对她有了一点了解，但对她还没有任何认识，也没有要写她之想。但我在继续关注她，我从一些资料中得知，早在２０年代中期，她就和冰心齐名，有闺秀派代表作家之称，１９３１年，阿英在《现代中国女作家·绿漪论》中说：“苏绿漪是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１９３３年黄人影编、光华书局出版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一书中，毅真在《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一文中评选出，代表时代、冠绝侪辈的五位女作家，即是：“冰心女士、绿漪女士、凌叔华女士、沅君女士和丁玲女士。”就大多中国读者而言，只知道有冰心、丁玲，而不知道还有苏雪林、凌叔华和冯沅君。我为看不到她们的作品而遗憾。
１９９６年４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她一套４卷本的《苏雪林文集》，算是故乡送给她百岁生日的礼物。实则是部选集。但从中我喜欢上了她那蕴满诗意的文笔，特别是她的散文更是魅力独具，她的笔触轻倩灵动，文字率真、清新、隽丽。《绿天》中的《扁豆》，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就被选作《初中国文》的范文。《秃的梧桐》，至今仍是台湾中学课本的保留篇目。她的文艺批评文章，更是一绝，对所批评的作品，艺术倾向把握准确，笔锋犀利、老辣，议论精当，行文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她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一书，堪称“五四”到３０年代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和文艺批评史，获得台湾最高文艺奖之文艺批评奖。她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要数她对屈赋研究的成果，这是她倾注了半生精力矻矻追求所得，她揭开了屈原《楚辞》的千古之谜。我觉得我在逐渐走近她。
她是个奇女子，一个跨越了两个世纪，活了１０３岁，迄今为止，当代中国文坛活得岁数最高者；她杏坛执鞭５０年，桃李满天下；她笔耕８０载，作品６１部，达２０００万言，真正的著作等身。她是集作家、诗人、画家、学者、教授于一身的“国宝”级的大师和“人瑞”，她获得过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敬慰奖，是“五四”新文学以来文学艺术学术领域取得最辉煌成就者之一，百年中国文坛有几人能与之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