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一个少有的深刻发现
作者：胡北汉
近读王蒙《红楼梦中的政治》，就发现一个“大智慧一闪烁”——“我们都知道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不自由，勿宁死’。但是我在《红楼梦》里看到的却是‘不奴隶，勿宁死’。因为他（贾府）对奴才的最大惩罚，就是把他赶回去，让她嫂子来把她领走，配个小子打发出去。从阶级观点上说，配个小子打发出去不很好吗？取得了自由的身份，是不是？” （《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５年２期第１２３页）王蒙随后举了金钏、司棋、晴雯为例，特别是金钏因被“赶回家”而自杀，“这就是一个‘不奴隶，勿宁死’的典范”。
谁也得承认，这是一个“红学”中少有的深刻发现。一部《红楼梦》，充满“主奴之辨”，它写尽主子的荣耀，也写尽奴才的悲哀，同时又深深地显示着一种“剥削有功”的哲学——外面的百姓千方百计想钻进“大观园”接受剥削当奴才，“想做奴隶而不得”；里面的奴才万般乞求留在贾府永远当奴才，期望进入“做稳了奴隶的新时代”。
为何自由人会如此刻骨铭心地向往奴才生活？为何“不自由，勿宁死”的伟大号召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不奴隶，勿宁死”？不知为何，王蒙只提出问题，没有回答。
我至今“不知天高地厚”，竟想试猜一二——这一问题是否可从几种价值观的选择来说一说？
精神自由、人身自由与物质享乐孰重孰轻？
世上绝大多数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活着第一”主义。当本想追求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的人陷入物质极度贫困，甚至陷入饥寒交迫、人命危浅的境地，这时候，多数人就会认为生存是第一位的，自由是第二位的。金钏、司棋、晴雯等人之所以宁肯“以死明志”要求坚决留在贾府当奴隶，是因为“大观园”之外的“自由世界”，只有可能让人朝不保夕的“恐惧的自由”或“饥寒交迫的自由”——何况“覆巢之下无完卵”，在“一姓”“一家”的皇权专制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贾府之外的“自由世界”，其实也并无多少真正的人权自由。许多人当然“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是“不自由，勿宁死”在中国变成“不奴隶，勿宁死”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朝朝代代，总是出现“公务员热”，总是有一些一时性起“下海”投奔自由的智叟又不得不“浪子回头”，不惜向“主子”痛哭流涕后，卑躬屈膝地从“狗洞”钻回“大观园”。
只有那种以“人生在世，只图自由地想几个问题，提几个意见，说几句自己的话”的极少数志士烈士，才会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自由与贫困，自由与痛苦的两难境地中坚决选择自由第一。
在《红楼梦》中，似乎只有贾宝玉最终接近这种选择，倡导这种选择。这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也是《红楼梦》今天为许多“新生代”所不屑一读的缘故——宝玉黛玉的恋爱不自由问题，今天早已彻底解决，而思想自由优于生活舒适，在今天的“既得利益者”看来，那纯粹是傻瓜之念。
所以中国古时的安邦治国大师，是想方设法造成体制内外生存环境的极大反差——“体制内”吃香喝辣衣食住行无忧，可以“青山着意而纳贿，红雨随心来腐败”；“体制外”则吃了上餐愁下餐，“十八顶大盖帽”前堵后追，让人躲过初一熬不过十五，最终还得重考“公务员”，设法再回“体制内”——全力制造“体制内”优越性，吸引四面楚歌的“体制外”“葵花向阳”，乃稳定统治之秘诀。
而现代先进民主法治制度，贵在极力制造体制内外生存环境平等公平，以求大多数人皆能既精神自由又丰衣足食。因为，“体制内”的空间总是极其有限，只容得极少数人饱食其间。而只有造成“体制内” “体制外”皆能“小康”、“中产”，天下大同，一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和谐社会”之质量，在于体制内外平等程度。
当许多“下海者”纷纷“回头是岸”，掀起“重考公务员”热，我们可千万要警惕：这是否是有人要重演《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