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需要存心于一个大目标（外一章）
作者：费振钟
自由主义的要义，在捍卫自己生命自由的同时捍卫他人的生命自由。故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那种假道德名义牺牲生命的做法，反对那种道德英雄。在伯林看来，生命的安全，是与人的自由选择紧密相连的。这也是自由主义的一道底线。自由不是道德。不能作为道德评判的依据。当有人（另一个犹太女学者阿伦特）指责当年犹太人在纳粹面前没有勇敢反抗争取自由，伯林愤怒驳斥这是一种怪异的道德幻想。伯林的温和思想受困于２０世纪中叶西方左右两派，他的自由主义气质和立场备受非议，甚至被视为懦夫，即使如此，亦未动摇他对道德英雄主义的怀疑与拒绝。出于对专制思想的深刻认识，伯林清醒看到英雄后面的道德含义，他认为，为英雄品质制定的不切实际的标准是道德专制的一种形式：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英雄，不应该看他愿意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是应该看在别人都惊慌失措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保持镇定，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从揭露道德专制的角度，不是为英雄而是为人的生存提出了一个朴素标准，那种鼓动和要求人不惜牺牲当英雄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太多欺骗性的道德谎言，很容易诱人上当。
前不久，读到谢泳的一篇文章《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文章举陈寅恪、梁思成、钱钟书、冰心四个著名的文学知识分子在１９５０年代的言论，意在说一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由立场，在专制政治环境中仍具独立思想。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也稍有留心，相信谢泳发现的有关资料，是真实可信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接近客观。但我仍然有怀疑，这几个文学知识分子在１９５７年代私下里的谈话，有多大意义？我能理解谢泳标举其言论的目的，因为一直以来有人总是指责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专制时期，表现软弱，缺少与专制政治对抗的思想勇气，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与专制权力达成平衡，谢泳通过一些事实告诉他们，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有对当时政治的不满，自由精神在可能的情况下，都有所表现，不能轻易对他们下判断。不信，就请看这几位自由知识分子的嘉言懿行。如果谢泳这样想，那么我觉得，他其实也掉进了与他的论辩者同样的道德圈套。
问题在于，有什么理由要求１９５０年代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如陈寅恪、钱钟书们，一定是反抗者？一定要勇敢无畏，一定做思想英雄？现在用道义来责备他们多么简单容易，但在当时随时都会加害他们的环境下，他们为生存而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妥协，是很正常的，即使是懦夫，也是人性使然，要他们冒着身家性命的极大风险，去与强大的权力对垒，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正是伯林所说的一种奇怪的道德幻想。他们在个人处境上，遭遇了思想暴政，其越来越恐怖和残酷的程度，拿当年的鲁迅来比，显然没有可比性。他们软弱，他们不敢奋起一争，他们寻找一种生存平衡，甚至为了妻子儿女的安全生活，尽可能退缩避害，这是人性之局限，而非道德缺点。是不是思想勇士，与他们是不是自由知识分子无关。相似的例子，可以举前述苏俄的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都是我们熟悉的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但他们都曾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妥协过，向暴政低过头，阿赫玛托娃甚至还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指责吗？只有带着道德专制思维的人，才会这样蛮横，自以为掌握了道德权力，全不懂人在生存中的选择何其不易，即便知识分子，也不天然就必须做道德英雄。
明白这一点，就不必拿他们的某些嘉言懿行来做道德证明，今天我们需要否决的是那种道德专制思维，而不是为他们是否有自由精神在道德上正名。假如，陈寅恪、梁思成、钱钟书、冰心这四个人，没有谢泳发现的言论，怎么办呢？或者他们虽曾表达过不满，后来又越来越世故，越来越沉默，又怎么办？自由主义的态度，需要的是从人性的宽度和普遍性上更大的宽容，否则很容易滥用“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自由教条。对上述这几个中国知识分子，自由二字亦不必成为道德上的价值评判。以我个人所知，１９５０年代包括以后时期，私下里表达政治不满，对时事说出很精彩的“反动”话的人，在一般人中也常有传闻，他们可能根本不是知识分子，也不便用“自由精神”来命名。这就是说，一些知识分子敏于时事的言论，其实不能用来证明他们在“自由”上比别的人更优越 。我们确实需要全面了解和认识中国知识分子１９５０年代以后的思想状况，但这样的认识要自觉避免陷入道德圈套，否则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会带来混乱，成为道德之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钱钟书或谢冰心说过他们反对政治现实不满当政者的话，即许为自由知识分子，在道德上可以立足于思想史，恐怕对他们也是另一种误解。哪怕再发现他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自由言论。他们不是英雄，翻个案，说他们一有时机就表达真实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光荣的自由精神，这对他们不见得就公正。无论陈寅恪还是钱钟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自有他们的文化价值。
１９５０年代后，中国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知识阶层，也没有依托这个知识阶层的思想知识分子。过去曾经有过，到了１９５０年代后已很难保全，残留者踪迹不彰，甚且烟飞灰灭。其原因不问而知，但这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过错。历史处境造成了思想知识分子及其阶层的空缺，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如作家诗人、评论家、文学史家，可能生性敏感，对现状偶有想法，出诸言谈，但想法并非思想，思想史面对此种情景，亦不必硬求。这意思是说，当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写作安身立命时，我们不能用有没有思想创造来苛求他们的明智，更不能拿他们没有勇气面对专制来责以思想责任；同时亦无须看到他们某些内心想法或者真实的情绪流露，就认为这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思想在专制下要产生何其不易，虽然以住的历史中，因政治独裁、教会迫害等原因，不少有价值的思想由此激发而产生，但２０世纪后期的残酷严密的整肃，连一点自由空间都被最大程度上剥夺了，要求生存于此种情境里的知识分子诞生思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在哪里？思想在哪里？不要将知识分子理想化，也不要将自由理想化。我相信，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和思想成果，需要一个自由的政体来保证，自由的社会环境才能养育健康自由的思想。连马克思也要在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方可安心创设阶级斗争学说；以伯林而论，若非身在自由社会，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是很难建立，很难形成２０世纪现代政治思想成果的。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为什么怀有兴趣，专意讨论，我想，在种种发微知著中需要存心于一个大目标，而非作道德立传。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