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文学批评失落了什么
作者：范玉刚
从世界性的文学批评史来看，２０世纪之于文学批评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以至于作为新批评派的主将韦勒克曾在上个世纪早期自豪和骄傲地宣称：“２０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可见文学批评在２０世纪的辉煌地位。当然这一地位的取得，与很多理论家、批评家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克罗齐、高尔基、罗曼·罗兰、伊格尔顿、马尔库塞和本雅明等大师的努力和批评实绩分不开，更离不开比其早些的以歌德为首的德国文学经典化运动，和以别林斯基为主将的俄国三大批评家所取得成就的奠基。正是这一系列闪光的名字和辉煌业绩，使文学批评在２０世纪不仅从依附于文学创作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存在方式——一种文体和审美方式的自觉，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批评在此生成中有了自为的批评意识和人文价值向度。正是后一层面的自觉使文学批评获得了深远的意义和灵魂，并将之内化于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使文学批评在切近文学实际时具有了人文关怀，和超越庸常意识及其世俗化“意见”的价值追求，从而将安顿人的灵魂的“境界”，这一人之心灵祈向的价值形而上学的最高目的贯注到了文学批评的生成中。因着“境界”光辉的烛照，文学批评不仅成为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学创作实际的独立自为的诗学存在方式，还同文学、美学等一道担负着人类精神守望者的职责，惟此还以其对文学批评意识的张扬引领时代文学的风骚。正是因此导引，才使文学批评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使其取得辉煌的实绩，并在和文学的互动中不仅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还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美学理论并拓展文学理论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影响所及，还使我们能够在２０世纪后期秉承其流波余韵，以至于还能在８０年代迎来文学批评的流光溢彩。
曾几何时，文学批评陨落了它的光辉。似乎不止于新世纪伊始，在上个世纪末，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声音就不绝如缕，随着思想的淡出，批评丧失了一种形而上的视野和冲动，在后现代“什么都行”的解构思潮中失落了它的批评意识和深度模式。在一种平面化的市场价值诉求和大众文化的众语喧哗中，文学批评渐渐失去自己的锋芒和力度，只会唱些平面化赞歌和不淡不咸的空话。随着当下文化的视像化转型，文学创作日趋边缘化、时尚化，作家们纷纷“触电”，消费文学、消费文化大光其道，大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被那些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影视图像、网络传媒和多元化娱乐景观所裹挟，而鲜有时间和心境坐下来品味和思考文学，更谈不上经典式阅读，这些都加剧和刺激文学切合市场化而创作出更多的欲望化“快餐”。相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分化、多元和市场化，以及整体创作质量的不尽人意，文学批评似乎比文学还快地就转型了，切合大众文化的流行之际而趋向商业化、新闻化和广告化，甚至早早就从自己守护的阵地逃之夭夭了。对此批评家南帆断言，“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并认为文学杂志退隐，学院派崛起乃是１９９０年代后期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在此语境下，一大批批评家改弦更张开始中规中矩地当教授去了，重新集结的“后学的”、“学院派”的批评家沉浸于符号能指的嬉戏、欲望的快感宣泄中，开始说着一大堆远离文学及其创作者的空洞苍白的概念；或者是在无“质”的大众文化实践中高声喧哗，以凸显批评的在场。为了掩饰文学批评意识的缺席和自己的“失语”，失落了文学的批评，只好把目光盯在了直接和当下生活相关的文化现象上，大众文化的流行上。在大众传媒的操纵下，文学批评意识的缺席被方兴未艾的文化批评所占据。于是，切合了世界性思潮的文化批评就起劲地鼓噪着，因其宏大叙事的所向披靡而使文学批评迷失于气度恢弘的思维快意中，以为抓到了振兴文学批评的“稻草”。诚然，文化批评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意义，但它的远离文学和缺失对文学的感知、审美体验，以及恰到精微处的意义阐释及其文学原创性的价值评判，不但使它突破了文学批评的自为空间，而且还把文学批评泛化为各种文化视角切入的各门学科的演练场。在其批评视野中，文学文本下坠为仅是文化意义解读和文化理论解说的材料及其标本，同时也失去了对文学作价值判断的趣味和能力。为弥补此缺陷和显示自己的存在，它就愈加不断地言说、大声喧哗，因而，就使文化批评处于滔滔不绝的“失禁”状态，在这种滔滔不绝中我们并没有领悟到何为文学及其意义。更可怕的是，丧失批判视野的文化批评沉溺于消费和符号狂欢的快感中，致使在文化批评的热闹中失落的“境界”问题一直被遮蔽着，那种祈向诗意追求和人生激情及其对文学的审美感知，被平面化为当下肉身性体验和符号快感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纠偏和正视。
相对于某些学者的诊断，我们认为不是我们批评理论的贫困，也不是我们的文学不再需要批评了。诚然，不论是西方“输出”还是我们自己“拿来”的西方文学理论，都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演练了一遍，虽然很少内化为我们的思想资源从而找到自己生长的根基，但众多理论、批评模式和批评技巧还是不绝于耳，加之我们传统和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其中不乏黄钟大吕之音。问题的关键是能够真正切近文学和文学现象，而不是打擦边球和玩文字游戏，或泯灭个性投文学所好的平面化吹捧，以期分一杯羹，而是能够真正有批评意识、文学意识，真正把文学当回事的有批评精神和能力的批评家的声音太弱了，以至于被太多的伪批评家的众声喧哗淹没了，被那些不是批评的“批评”遮蔽了。面对文学创作的退堕和大众文化的汹涌冲击，批评家要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无语”更不是“失语”，也不是借助大众传媒的“频频出镜”和滔滔不绝的“失禁”。当下文学批评的“失禁”不能仅仅责怪文学的退堕和创作者的世俗化，它更有着自身批评意识的丧失，和对本有理论资源（中国文化中的文论资源和美学资源以及优秀的西学理论资源）的难以接续的“焦虑”。
在后现代对实体形而上学解构的当下，“境界”作为形上价值诉求也被他们当作形而上学解构了。就文学批评而言，失落了“境界”的文学批评就失去了灵魂和生存根基，而无法以自身方式安顿现代人飘浮不定的精神，丧失批评意识的文学批评下坠为任意供人驱使的工具和手段。因而，失落“境界”光源的文学批评就丧失了导向诗学存在的自为空间，失去了对文学和文学性领悟的批评意识，也就失去了对文学的价值判断。因此，也就分不清“大象”和“甲壳虫”的孰轻孰重，以及对所谓“新新人类文学”中“三无”（无境界、无思想、无文笔）作品的泛滥、“身体写作”或“下半身写作”的无耻、对“消极写作”的创作滑坡等现象应有的批评，或者批评的声音不够大，同时对有原创性的文学创作也缺少有深度的评论和褒扬。失落了批评意识和深度，只能使文学批评停留于新闻速写或广告式的做秀上。继而使文学批评丧失自己的批评对象、言说方式，最后由“失禁”而走向“失语”， 只能在文学的外围打转转。但只要有人的存在和人的精神追求，形而上的激情和冲动就无法解构，对形上追求、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始终是文学及其批评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当下浮躁的文学创作中，不乏有着对文学创作的真正探索者和真诚的思考者。在文学批评陷入形而上学之厄的困境中，有个性、风格、文学意识、审美感觉、敏锐眼光和理论深度及价值评判而不是抬轿子、吹喇叭、拿红包的批评家，是少而又少。在我们看来，批评意识的缺席是导致文学急剧向大众文化趋近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批评的无能和无力使之不能对文学的退堕加以警策。实际上，现在起劲地鼓噪的大而化之的文化批评，在面对文学现象时就显现了它的不当和乏力，没有了批评这个“马蝇”，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的市场化、商业化也就更加赤裸裸和肆无忌惮了。
诚然，在当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及其批评不可能位于社会文化的中心，但这并不妨碍它为这个平庸的散文时代守护住诗意的灵魂，为人的当下生存守护着神性的维度，诉求着一种人文关怀。就其对诗性、灵性的守护而言，文学和文学批评都不是为了赢得外在的利益、热闹和大众的欢呼而引领时尚，它期望的是内心的掌声和心灵的喝彩，唤起的是良知。作为祈向“境界”的一种途径和中介，它是以手指月的手指，顺着它我们才能叩问人生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才能向着远方的地平线前倾。作为祈向“境界”和守护诗意的不同存在方式，文学和文学批评是一种相互交叉的错落关系，正是在文学和批评的“错落处”，显示了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及其作为“精神守望者”的职责。文学批评自觉的意义就在于它并不亦步亦趋于文学的存在方式，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学方式有着自为的存在空间，就此意义而言，文学批评不应因文学的边缘化、大众化、时尚化而丧失自己的立场、姿态而投其所好，它还承担着思想和理论创新等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不应该随着文学的退堕而下坠，它完全可以以其超越意识拉思想的小提琴，演奏出自己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