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一些文学问题的对话
作者：何满子 易 之
易：前些日子我在南京图书馆翻旧报，发现1935年的上海《时事新报》上一篇署您原名(因为我读过您的口述自传《跋涉者》因而知道您的原名)的文章《初夏杂记》。这大概是您最早发表的文章了吧？那您的著作生涯已有66年了。(易按：当时是 2001年，算到今年应该是70年了。)
何：那不是我最早发表的文章。我最早刊载出来的文章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杭州日报》上刊出的《东北的炮声》。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此文与“九·一八”这件大事联系着，又是我生平第一次拿稿费，记得稿费是二元五角钱，我用稿费买了一枝康克林钢笔，所以记得很牢。那年我13岁。13是一个很不祥的数字(笑)，因此我一辈子倒霉。
易：是的，您在追述被株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文章里说过：发表郐芜检举材料的日子是1955年5月13日，星期五。是个双重不吉利的日子。我早已想问先生，您和胡风的文学理论真的相同或相近么?
何：只能说我基本上同意胡风的理论，我认为胡风和卢卡契是对马恩的文艺观现实主义贡献最大的世界级的两位理论家。卢卡契的理论我读得不多，至今还有印象的是吕荧译的《叙述与描写》。因此我不知道卢卡契的别的论文中有没有沾染过庸俗社会学；而胡风，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掺有若干庸俗社会学的杂音。比如，他也承认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的反科学概念；也认同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对立，这类庸俗机械论调，等等。这些都是胡风理论中的杂音，显然是受了前苏联庸俗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些杂音是和现实主义的基本主张矛盾的。
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没有人提了，可是“批判现实主义”现在人们仍在使用这个概念，都是用来指19世纪的大作家如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之类的作品的。先生说他反科学，理由何在？
何：世界上没有不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因此，在“现实主义”前面冠以“批判的”定性词，首先是废话。而实质呢，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是前苏联用以区别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现实主义”而杜撰的名词。他们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的，而19世纪以前的现实主义大师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统统是“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历史证明，他们所指的“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比他们那些“新的”、“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大得多得多。现实主义只有纯度高低的问题，不能以“新”、“旧”的标签来分。马、恩的文学观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即让倾向在形象中自然地流露而不作“传声筒”似地宣扬。就是要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要求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符合这些要求，作品就万古长新；否则，昨天写的今天便旧了，没有生命力了。
易：先生是绝对崇拜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我听人说先生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么?
何：我希望自己是。但我想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就是说，只信任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的学说。至于以后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就要如通常所说的“批判”地对待了。多半采取怀疑的态度。
易：人们都说先生熟读马克思的书……
何：哪里!德文一字不识，中文译出来的大都翻阅过，有些读不懂。比如《资本论》里有些涉及数学理论的，我就啃不动。我是陶渊明派，“好读书不求甚解”，但马克思的雄辩和逻辑的严密性，思维含容量之广，的确征服了我。
易：所以马克思是对您影响最大的伟人。
何：应该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伟人之一。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一人是鲁迅，我们是在鲁迅的哺育下长大的。其次是贝多芬和罗曼·罗兰。接下来是马克思。
易：这很奇怪，您怎么会崇拜起贝多芬来的?他似乎对您的人生道路较少关涉。我想大概是您喜爱他的乐曲吧?
何：我这个人读书很杂，不专一。但我的确曾有一段时期专注于音乐。抗战时间有三四年的时间，在图书馆里啃音乐理论，作曲法，旋律学，和声学，配器法，音乐史。都认真读过，仔细做笔记。应该说，我当时获得的音乐知识，不会差于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毕业生所受到的教育。我读过大量的乐谱，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和别的一些主要乐曲，我反复聆听过，当然只能是唱片而非现场演奏。我认为音乐是八大艺术中的首位艺术，贝多芬是万王之王。不瞒你说，我有一段时期真梦想当音乐家。后来自知没有这份才情才放弃。学音乐时同时读罗曼·罗兰的几位伟人的传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造物者贝多芬》、《近代音乐家评传》等一系列的书。在我一度意志消沉时，《约翰·克里斯朵夫》大大鼓舞了，夸张点说拯救了我。1943年讹传罗曼·罗兰逝世，我还谱写了一支悼歌(何先生当场唱起了这首悼歌。现从略)。
易：可是，您写的书里似乎没有专门论述音乐的。顶多只是这些年的杂文里经常指斥您所说的“扭屁股歌”。
何：当然不是。我的第一本书《艺术形式论》，主要就是以音乐艺术来阐述艺术形式的。可惜这本书1944年初在衡阳文艺中国社印出后，就湘桂大撤退，大概没有销掉几本，连我自己留着的也已丢失，可能此书世上已没有孑遗了。
易：说到先生的著作，我想起来了，去年我在汉城，在街头书店看到了您的《中国酒文化》的韩文译本，装潢印刷都十分精致，硬面本，有大量插图。是先生自认为这本书写得还满意而授权让他们翻译的么?
何：不，那是出版社授权的。要说满意，也只是这样多方位来全面叙述中国酒文化的著作，以前还没有过这一点，此书可能有其特色吧。我对自己的书向不珍视，只有一点是满意的，即凡我所写的东西，绝不重复别人已说过的话。当然也难免与别人有不期而合之处，但在我，绝对是言必己出的。较之《中国酒文化》，我觉得《中古文人风采》一书更像样一点。
易：是的，我读过吴小如先生对《中古文人风采》的评论文章，记得他好像说，先生所掌握的材料，足够写一部魏晋玄学思想史。这本书是您最得意之作么?
何：哪能得意得起来。同样的题材，王瑶先生已经写过好几本书，不过我的是以随笔形式写出，视角也不同罢了。要说前人
尚未做过的，则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古代小说艺术漫话》这本小书，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做了系统的阐析，确是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朋友耿庸极欣赏此书，他说比起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来绝对不逊色。我已将这篇东西改名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纵横谈》，收在我的三卷本《学术论文集》里。
易：这二十多年来，先生已经出版了各方面内容的著作四十多种。先生已是82岁高龄(易按：那时是2001年)。我们几个同学和朋友谈起来，最希望先生能写一本治学经验的书，这对后来者是很有教益的。
何：我谈得来什么治学经验!我一向如《红楼梦》里贾政骂宝玉所说的“整天价杂学旁务”，很没出息，说出来也没有价值。也许有点意见或可取，我每次带研究生，告诉他们(他们都是古小说专业的)，要储备较娴熟的历史知识，二十四史如不能通读，《资治通鉴》至少要通读两遍，连胡三省的注文一起读。如治某一朝代的小说戏曲，那就要找当代人的笔记来泛读，浏览得愈多愈好。当然，最重要的是读《鲁迅全集》，这在治学上也是贯通古今的津梁。我自己也还每年要通读一遍，那确实有说不完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