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文坛与“势利眼”

作者:毛志成




  写此小文,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近日我亲睹的三件小事:其一是在某次某地的省市级“作协换届会”上,要请十几个“领导”、“贵宾”(大都是与搞文学有关的人)坐在主席台上。由于台上的人在排座次的事上认为不公,竟然当场吵了起来,相互之间讥之以“你有什么了不起!”闹得颇让台下人扫兴。其二是某次为某个级别颇低的“作家”搞个“作品研讨会”,前来出席者的人数空前之多使我惊愕,大大出乎意料,因为该“作家”的几本书在内容和文采上实在稀松,简直就达不到及格线。尤其是他那本以“我是如何成为富翁兼作家的”为基本内容的书,无非只是卖阔而已。在“研究会”上,与会的男女“作家”们在虚夸了对方的“文绩”几句之后,最感兴趣的是询问对方的发财之经。一时间,会议主旨很快都集中在热热闹闹地捧“财能”的事上了。其三是某显官喜欢玩“书法”,前些年他的书法水平颇平庸,但先后搞了两三次“书法展”,参观者尤其在“意见簿”上写出了不少美言。前些时候该显官在书法水平上确有长进,但这次“书法展”却无人问津,参观者不足三五个。根本的原因是该显官已经“离退”了。于是我就作此慨叹:文坛尤忌势利眼!
  世上的许多正派之人或正级之业,都应忌势利眼式的毛病,何以谈到文坛则强调的是“尤”忌?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坛是由文人组合成的。虽然文人虚标清高、奢谈骨气不一定可敬也不可取,但趋于势利眼之风则尤可忧也尤可鄙,至少会使硬质文人、优质作品日稀。然而恕我直言,文人之内、文坛之中的势利眼习气一点也不比此界之外的人少,甚而尤烈。由文林升格为文坛,既然是“坛”,就很难不成为“等级式的建筑”,其中的成员凑集到一起时就有可能区分成“被仰视者”与“被俯视者”。“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意识是很难固守的。
  仰视或俯视某作家、某作品,若是基于公正而准确的衡文标准,仰视或俯视(包括鄙视)都恪守于“文”的本身,我看那样的仰视或俯视非但应当,而且正当。怕就怕搞文无非是借文而谋其他,依据某些人占有的既得利益之多寡去仰去俯,这就是犯了势利眼的毛病。而有势利眼习性的文人或文官,无论是虚捧他人还是自己安于被虚捧,结果都是一样的:经营不出确实可信的文化成品或文化活动。
  眼下中国大地上各式各样、各种规格的文事活动很多,你只要想参加或混入,三五天就可遇到一场。会上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区分“台下者”和“台上者”。上了主席台上的人,随即便依“序”就位,由主持人依“序”介绍嘉宾、贵宾的“级别”或一大串职衔、誉衔或弹性极强的滥衔,仅此就要费上半个多小时。连最后的合影留念,依“序”被摄影者摆弄许久。我就见过这样的事:由于依“序”依得不铁,有争有抢,有喜有怨,当场愤然离去者和事后骂骂咧咧者不乏。
  我同意依“序”,但关键是依的是什么“序”?此种事武人好办,文人难办。武人(军人)开会,肩上的衔级标志很明显,依据将、校、尉、士、兵的级别有序就座即可,不必你推我让或你争我抢。而文人的事则难办,难就难在文人的事本应不看重“死序”而只看重“活序”,但又偏偏把争取“死序”、看重“死序”视为大事,于是也就陷入了势利眼一伙。
  文化界中势利眼者流的“眼”,貌似两眼只盯住“文”,实际上于“文”的本身并无真兴趣也无真见识、真才学,也厌于去修炼硬质的文力辞功,流着口水只盯着自我功利而已。
  恕我直言,文人们聚到一起谈文(包括谈文人、谈文化、谈文事),真正立足于“文本位”而又专重某文人的德之馨、学之实、辞之采、笔之利者实在不多,而一不留神就滑向了势利眼式的功利泥沼了。要想在这样的文林中滋育出硬质乔木的胚芽,我看也很难。
  为此,我倒想起了一个大大的褒义名词:精神贵族。势利眼的基本品性是“贱”,聚成一伙就成了“贱族”。而做为文人,至贱之处在于精神贫困。若能立足于修炼“精神专业”,使精神富起来,果真成了精神贵族,兴许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尤其是文学素质的最大喜兆。遗憾的是,我们从左的角度或右的角度窒杀真正的精神贵族已经大有年矣。
  在中国,“贵族”成了流行性的贬义词大约始于半个世纪以前。那时,鉴于解放初一段时间的文化宽松,读十八、十九世纪外国小说(特别是法国左拉、雨果、巴尔扎克和俄国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多了起来。上述作品中的贵族,大都是既腐朽又愚蠢的反面角色。不过,把贵族统统恨得咬牙切齿,一律视为革命对象、打倒对象,连任何“贵族文学”都予以淘汰,是自高尔基等无产阶级作家红火起来之后的事。这样的事推广到中国,处处“以苏为师”,文学上的反贵族、仇贵族之风更浩浩荡荡起来。例如那时的中国作家,笔下的地主统统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分支——恶霸地主、土匪地主,不承认某种“正宗地主”(或曰儒家地主)的存在。如《红楼梦》中贾政、贾母等人只是贵族而非恶霸、土匪婆,很多“革命作家”往往就否定这一点。
  50年代中后期,中国独创了“精神贵族”一词,自然也视为理应打倒的反面角色。代表人物之一首先是30年代曾被恭称的“丁玲女士”和40年代被毛泽东写诗誉为“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同志”,以及后来最终结案为“一贯反党的右派分子丁玲”。那时咒其为“精神贵族”,无非是指控其“一本书主义”,“写作只是为了捞稿费”。将这样的人视为“精神贵族”予以打倒,别的姑且不论,单是将精神贵族作那样的定位,首先是对精神贵族本质属性的一种亵渎,一种歪曲。我向来认为,名副其实、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贵族”非但是大大的褒义之称,而且是世之圣、国之宝。甚而可以这样认为:在精神领域中,没有丝毫贵族品位的人就根本不配搞文学,搞文化!
  什么是优质的精神贵族?头一个标志就是对“物质霸主”的鄙夷和击打,就是对唯物质是拜者流的远离和超越。
  古今中外的贵族多了,但其中的精神贵族却十分稀有。其实,真正的精神贵族是至为优秀的族属。举例说:西方的不少古典作家,特别是俄国的托尔斯泰,本人就是有爵位的贵族,起初占有的物质财富和权势都颇可观。但他们却将大部分甚而全部的心思和精力用之于对社会浊潮浊欲的指斥和批判,用之于对文学的张扬,用之于对世界精神矮化、精神恶化的呐喊与慨叹。有的人甚而为此把自己搞穷了,挨了饿,也痴心不改。这才叫真正可敬的精神贵族!
  曹雪芹也是贵族后裔。若不搞文学,后来也许不会穷到“举家食粥酒常赊”地步。但他能忍着饿将《红楼梦》写出,靠的就是精神!此中还有个小插曲:当初他家的一个家丁(大约名叫于叔度)当兵受了伤,退役之后曾向曹家借钱。曹雪芹虽然无力周济,但却向他传授了一门手艺即制作风筝,后来此人便有了收入。虽然曹雪芹善画风筝,(据说中国最有名的风筝谱《南鹞北鸢歌》就是他业余连画带写的),但他未产生“下海”以此发财之欲,因为他是精神贵族!
  俗话说:世上三天就可产生一个暴发户,十年就可出现一个富翁,而几代才能玉成一个贵族。可见贵族与大款不是一个概念。尤其是搞文学!
  我绝对不提倡人人不去当平民而去当贵族,而且尤其厌恶伪贵族、冒牌贵族。我还认为:没有平民意识的人即使自封为鸟“作家”、鸟“学者”、鸟“诗人”也无异于拿发昏当有趣。但我却更加认为文学、作家本身,在功利的平台上应该站得高些,多一点精神,像个贵族。所谓“精神贵族”也没什么神秘,无非是在弄文字时比一般读者多一点精神追求,多一点清纯趣味,多一点文墨功力和语言辞采而已。至少,见了俗陋之人或丑陋文字有远离感、厌恶感。总之,莫使俗、浅、假、贱、秽等类的文人或文化登坛挂帅兼之助其流行!
  精神贵族的真义就是把精神看得比物质、物欲更宝贵,更值得仰视。为此应多培养些那样的精神贵族!真正有品位的精神贵族,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至少没有势利眼式的种种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