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直谏李建军》异议
作者：杨光祖
反道德情绪和批评姿态
“道德过敏与文学洁癖”，是金女士下给李建军的第一个判词。金女士在文中一开篇就“气势夺人”地指出李建军文学批评的病象：“道德过敏与文学洁癖——李氏批评标准”。严格地说，这句话是一个病句，“道德过敏”、“文学洁癖”如何能成为“批评标准”？它其实不过是两种阅读心理、心态，或者审美趣味罢了。而且，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真的是“道德过敏与文学洁癖”吗？难道维护文学纯洁、伟大的传统，就一定是“过敏”、“洁癖”吗？
“道德”作为一个概念，本来非常复杂，而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又往往被扭曲、误解，成了一个可笑、陈腐的名词，似乎人们一谈道德，即是保守和落后的表现。事实上，道德乃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一只猪永远不会有道德焦虑，但人却会有强烈的道德痛苦。所以，如果是正常的健康的符合人性的“道德”，我们维护这样的“道德”，难道有什么错吗？文学固然不是道德，但伟大的文学必然包含着伟大的道德态度和道德情感。对于道德与文学的关系及其意义，李建军在他的《小说修辞研究》中有细致而颇具说服力的论述，如果连如此雄辩的论述都不能打动金女士，那就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啦！
金女士因为对“道德”满怀反感和厌恶，所以，竟然没有耐心具体地分析李建军批评《废都》、《狼图腾》等作品是否有道理，而是笼统地“就不用再奇怪”地解释“为什么李建军博士对那么多的名家名作耿耿于怀、愤愤不平”的原因了，好像那些“名家名作”毫无问题，就不能批评一样。在金女士看来，我们的当代文学根本就没有问题，因此用不着批评家再来说三道四，否则，就是“添乱”。不仅如此，在她看来，批评家搞批评，就是为了成名，因此在“成名之后”，就该“慢慢收手”，而不能“仍然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地重复自己那几世纪以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观”，否则，就会让金女士“生出太多的不满”甚至“忍无可忍”，以至于要“和他唇枪舌剑地多说废话，给本来已经颇不消停的文学批评界再添乱”。老实不客气地说，金女士真是在“添乱”呢——不去批评那些为了市场、为了获奖、为了媚俗而胡编乱造的“名家”，不去批评那些缺乏审美价值和道德情调的令人恶心的“名作”，不是“添乱”又是什么？毫无道理地误解、不讲事实地否定敢于得罪“名家”、真正负责任的批评家，不是“添乱”又是什么？所以，我们倒是觉得金女士应该平心静气地了解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应该公正地评价李建军，否则，还是早早“收手”为好，免得让人家也怀疑你不仅对自己的“专业”不了解，而且，还有“实在不适合从事和文学有关的工作”的嫌疑——好在，你也说过的，你欣赏那种“见好就收的聪明”的批评家。
另外，金女士的批评是极度情绪化的，给人的感觉是尖锐的讽刺和挖苦远远多于冷静的说理和平和的对话。例如，一开始就用“道德敏感”这样的短语，很不严肃，颇有“文革”遗风，透露出一股不健康的文化心态。难道文学宣传乱伦、多妻、通奸、卖淫、恋童等等，都应该歌颂吗？金女士是否患有道德恐慌症，必欲致一切“道德”于万恶之地？而你批评李建军“文学洁癖”，又似有夸大其词、强加于人的嫌疑。你是自己先为对方设定一个“病象”，然后再去批判它。我们退一步，即便李建军真的有“文学洁癖”，那又有什么不好？这总比那种令人作呕的“恋污癖”要强吧？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都弘扬一种符合人性的道德和审美趣味，而反对文学作品中那种不健康的文化价值导向。在我们这个欲望极端化的时代，在这个鼓吹“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的时代，难道还不该强调清洁和纯粹的价值吗？李建军批评当下文学创作中的粗鄙化、肮脏化，难道不正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吗？我们的金女士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讨伐”，是不是有些善恶不分、是非不明？还有，在你看来，“李建军是一个对事业认真负责的人，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同时，又认为他的“思维方式却实在不适合从事和文学有关的工作”，我真的想知道，这样的情绪化的判断到底有什么用处？你凭什么说“一个对事业认真负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不适合“从事和文学有关的工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如果当初李建军选择的是“质检员”，“商场里准会少些假冒伪劣产品，而文坛也会多几部好小说”吗？如此说来，李建军原来是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罪魁祸首，是妨碍中国作家写出传世之作的巨恶元凶。果真如此，是该感谢你了：中国的文学终于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了！
用这样的套路有什么错
金女士在文中写道：“李建军的批评文章读多了，逐渐发现他所特有的三种文学批评套路。我给它们分别起名为：连环箭，板砖，以及‘掌声和鲜花’。”并给连环箭下定义说：“所谓连环箭，就是对一部作品情有独钟，不留余力、不吝笔墨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撰文批判。”而“对于更多的批评对象，李建军是没有耐心连发三箭的，一般都是直接一板砖拍过去完事”，“如果能遇到好的作品，是不会吝于把掌声和鲜花送给他们的，以显示自己的真诚和善良”。
这种对所谓的文学批评套路的“批评”，实在让我纳闷。你应该具体地说他对哪部作品的批评有问题。而且，这种“连环箭、板砖以及掌声和鲜花”，好像也不是李建军的一个人专有的特点。许多优秀的批评家不也是再三地从不同层面探讨一部作品吗？对那些腐朽的文学现象，为什么不能一而再地批评呢？相对于那些专说好听话的所谓专家，李建军是写得少了，而不是多了。至于板砖，鲁迅说过，一剑致敌于死地，武林也讲究一剑封喉，好像也不是什么缺点。
一般来讲，无论批评一个人，还是一部作品，都是以对批评对象的全面地了解为前提的，换句话说，你不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更不能凭想当然来信口胡说。然而，遗憾的是，金女士恰恰就犯了批评上的大忌。例如，你谴责李建军只知道“忙活着放箭和拍板砖”，嘲笑他“写起批评檄文来，一向纵横捭阖、口若悬河、洋洋洒洒，一篇文章不写个七八千字是不肯收笔的，可是写起表扬稿来，却极为言简意赅，一两千字便完事大吉，而且没有了深入文本耐心的定性定量分析。这‘掌声和鲜花’实在显得有些偷工减料和营养不良。我很怀疑是不是他根本就不会好好说话，除了痛骂之外，是不是根本就不会心平气和地研究分析一部作品、写一篇文章？”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说昧心话，是不折不扣的歪曲事实。我“很怀疑”金女士是不是以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了解过李建军的批评和研究成果？李建军的三篇获奖文章：《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读胡平的＜战争状态＞和＜中国的眸子＞》（获《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论第三代西北作家》（获《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都是近两万字的长文，而且都属于“掌声和鲜花”，你怎么能说人家“一两千字便完事大吉”呢？（他还有大量的“鲜花和掌声”性质的文章，只是由于体例不合而没有收到《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所以你没有读到——但是，你没读到并不等于他没写过这些文章呀）。你读过他的研究专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吗？在那部书里，他花了相当多的篇幅，用极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对《白鹿原》的文化内涵、主题深度和艺术成就进行研究和肯定，你怎么能说人家“没有了深入文本耐心的定性定量分析”？你怎么能说人家“根本就不会好好说话，除了痛骂之外，是不是根本就不会心平气和地研究分析一部作品、写一篇文章”？如果这还不能说服你，那就请你读读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以及他与人合著的《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爱玲卷》，看看那里有多少细致文本分析，有多少由衷而切实的赞美和“好话”，看看这样是否会让你对自己的信口开河有所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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