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你的判断从何而来
作者：常智奇
高先生认为：陕西作家“一般都是‘官’，兼任着大大小小的各种行政职务，口袋里也比较有钱”。这不符合实际。韩起、王观胜、沈奇、冷梦、鱼在洋、朱虹、子页、伊沙、杨乐生、苑湖、刘亚丽、爱琴海、丁小村、马林帆、郭兴文、朱文杰、梁向阳、惠慧、唐卡、周燕芬、周宣璞、辛娟、杜文娟、塞北、尚飞鹏、耿翔、刘公……这些有的出了十几部作品的作家，有的屡获国家级创作大奖的作家，有的被权威刊物多次转载作品的作家，应该说他们在陕西的文学创作中，是一支中坚力量。然而，他们并没有担任任何社会行政职务。这类作家在陕西作家中占９０％以上。可以说：写作的千家万家，当官的一家半家。这其中，有一些人还挣扎在生存线上。渭水、秦巴子、李春平、王晓云、安武林、寇挥、陈毓等作家在全国各地流浪、打工、挣钱，养活一家老小。
至于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联合安排作家深入生活，“挂职”锻炼的叶广芩、高建群、冯积岐、杨宏科、李薄厚、党晓黄等人，我把他们不算官。事实是省委文件明确规定，不给挂职深入生活的作家分工管理具体行政事务。况且，这在陕西作家中占的比例只是三百三十分之一。
陕西作家与京、津、沪，东南沿海一带的作家相比，是比较贫穷的。有谁能相信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作家王愚、解洛成、焦闻频、杨韦昕、田奇等人，还住着六十多平方米的筒子楼，用的是液化气罐。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有些人已经工作了四十多年，现在的职称是一级作家，一月才拿一千六百多元钱，再无别的补贴。陕西经济落后，他们一没做生意，二没办企业，三没写地摊文学稿，陕西作家怎么能大多都有钱呢？陕西有两位作家经济条件要优越一些，这就是陈忠实和贾平凹。但他们俩人与全国那些真正有钱的作家相比，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高先生认为：陕西作家“他们喝茶、品酒、下棋、玩古董、搞篆刻、习毛笔字、作写意画、吟诗哼曲、弹琴吹箫、抽签打卦……”是一种不好的作风。我不知道，作家下棋、玩古董、搞篆刻、习毛笔字、作写意画、吟诗哼曲，弹琴吹箫，有什么不好？不让作家习毛笔字，作写意画，吟诗哼曲，让谁去作？难道让工人、农民、解放军、商人去作？话又说回来，陕西的作家没有那么轻松、浪漫、清闲、尚古、风雅，没有那么高的修养，没有那么超脱的境界，没有那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功力，没有那么文气和博儒。十年磨一剑的陈忠实，面对世俗的生活，在忙于服务性的公益事务的同时，不断有短篇、散文、随笔出现，其时间和精力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贾平凹《秦腔》写得非常苦，可以说“上了一次刀山”。写完这部作品，他像被抽了筋。所谓“封笔之作”，是他当时身体、精神消耗、亏损得很严重时，率性说了一句戏谑话。冯积岐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要病倒一断时间。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用透支生命换来的。在《中国作家》发表长篇小说《高天流云》的作者庞文梓，孩子多次住院，老人有病，爱人又无工作，仅靠他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过得非常紧张。孙见喜的爱人长年有病卧床不起，他处于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笔耕不辍。陕西８０％的作家仅仅处于温饱线上。
高先生认为：陕西“作家们至今依然生活在明朝”，这说得似乎有点儿绝对。是的，陕西作家大多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子上摸、爬、滚、打，但现实主义的开放性也使他们显示出新时代、新生活的新思想、新感情。陈忠实《白鹿原》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贾平凹作品中的象征主义，徐子心、史小溪、史银笙、程海、张虹、李康美、赵熙、晓雷、李天芳、京夫、刘成章、莫伸、杨争光、方英文、爱琴海、唐卡、安黎、马玉琛、周宣璞、李汉荣、王蓬、李凤杰等人，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哲学观等思想和技巧的借鉴和渗透，使他们显示出新的艺术追求。
陈忠实、贾平凹、王愚、高建群、肖云儒等，虽是文联、作协里的“官”。但他们在创作上显示出的数量和质量，是文坛所有目共睹的。他们并非像明代的士大夫那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沉溺于酒桌青楼，虚度光阴，荒废青春。不管是站在文坛之外的旁观者，还是身处文坛内的亲历者，只要是有良知、有道德、有修养的作家和评论家，绝不会睁着眼睛说瞎话。除非是哗众取宠者或别有用心者。
高先生认为：“陕西作家现在都很精致，像一个仔细修剪的盆景，虽好看而不免小气；又像是一块精雕细刻的玉器，玲珑剔透，然而易碎。”我不知道高先生的这种印象从何而来。是指陈忠实、贾平凹、晓雷、李天芳、贺抒玉、李风杰、杨争光、刘成章、高建群、王蓬、赵熙、硝石、马林帆、医燮、王德芳、京夫、路萌等，这些人吗？这几年，这些人出的书大多送我，我都看过，没有发现这种转变呀！是指冯积岐、冷梦、王观胜、张虹、李康美、方英文、寇挥、爱琴海、李汉荣、伊沙、霍竹山、塞北、朱虹、秦巴子、黄建国、安武林、孙见喜、吴克敬、唐卡、耿翔、周宣璞、程海……这些中青年作家吗？我更没看出有这种转变。李汉荣诗歌、散文的清秀，却饱含着一种乡野、质朴的浑厚之意；程海作品中燃烧的那股气势磅礴的诗情；冯积岐作品中凝聚的那种抑郁、沉重的痛感；丁小林、寇挥、爱琴海的现代主义写作，仍然具有一种浓重的“载道”之风；周宣璞、唐卡、辛娟的都市书写，把现代人的精神之压，灵肉之裂表现得淋漓尽致；塞北、霍竹山的诗，具有一种陕北民歌、民谣式的古朴和激越；王观胜、黄建国、方英文、张伟、陈彦、孙晓杰，贺抒玉、牧笛、曹谷溪、耿翔、沙陵、王戈、王式俭，这些作家，依然没有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拉开距离，他们受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等老一辈作家影响太深、太重。他们太强调文学的纯洁性、神圣性了。他们一直在文学是“民族精神前进的火炬”的道路上匍匐前行。他们强调“文以载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强调文艺在澄明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气、厚重、质朴、苍劲、宏阔、雄浑，依然是他们的创作之风。一股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气脉、意蕴、旋律、调式在这块大地上回荡、盘旋、萦绕、流动、笼罩着。
然而，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现代精神和传统观念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撞击。我希望陕西作家能少一些传统观念，多一些现代意识；少一些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多一些艺术美的纯粹追求，把作品写得明快、清丽、灵动、飘逸、轻松一些。然而，没有，他们依然艰辛而执着地在“文学依然神圣”的土地上耕耘着。他们依然强调文学的社会容量，历史厚度，人生强力。路遥，邹志安在这历史的巨大撞击中，因物质的极端贫困和精神的极端孤独，因传统观念不能承载现代意识的巨大冲击，因呕心沥血创作造成的生命透支，他们早逝了。我不知道这种悲剧还会不会再发生？我忧心忡忡。
我太希望我们的作家能像高先生说的那样“独倚望江楼”，斜晖脉脉彩虹般地活着；我太希望我们的作家能像高先生说的那样，“楚天云外路”，江上皇家帆满疾，一任书生走东西，有个一官半职的庇护，结束那流浪、打工的生活，人模人样地活着；我太希望我们的作家能像高先生说的那样，上马金，下马银，我欲写作君去矣！不为生计所忧，一心一意地打磨艺术的精品；我也希望我们的作家能芳思交加桃李园，情意浸润二月花，少一点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在“梅里美式”的唯美主义的道上向前走一段，这样可能有利于陕西文学整体地发展；我也希望我们的作家能吸纳和融汇南方作家的清秀、隽永、飘逸、灵动，把作品写得更澄澈、更纯净、更晶莹、更透明、更亮丽、更温馨、更抒情一些。然而，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高先生的这些印象、感觉、判断从何而来？文学自由谈，是在符合创作实际、创作规律、实事求是前提下的畅谈，不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以偏概全，主观臆想的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