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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批错了对象
作者：邹 平
韩石山文章的意思是明白的：“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中学课本上选鲁迅的文章是应当的，只是不应当选这么多，更不应当选那些不宜入选的作品。”这个结论和文章的题目倒也贴切。看来是讨论中学语文课本怎么选作家作品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教育方针有关，而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方针又直接决定了教科书选择作品的标准。如果这样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中学课本里选多少鲁迅文章，选了哪些文章，均与鲁迅无关，又不是他老人家让选哪篇、选多少篇的。这事儿压根没鲁迅什么事情。可是文章从头读来，感觉就不对了，怎么通篇都是指责鲁迅作品的“不足与不宜”呢？“不宜”与中学教科书选篇目还有点关系，但“不足”就是在批评鲁迅了。不是说鲁迅不能批评，只是这样一来就偷换了讨论的内容，让人产生韩石山是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中学课本不该选这么多鲁迅作品是幌子，真正想说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并不怎么样，这就有点误解了。可误解也不能怪人家，是你自己搞乱了所要讨论的问题。当然，如果不是误解，那就更值得讨论讨论了。一个被韩石山还称为“优秀的作家”的作品，何以如此的“不足”呢？
《药》是被批评得最厉害的，韩石山直截了当地说：“它的写法，却是十分直露的。可以说，没有写活一个人物，连场景都没有写出来。只有压抑而沉闷的笔调，只有几个鬼魂似的人物飘来飘去，在说明着作者的主题。”这样的批评分明有些霸道，难道老实愚昧的华老栓也没有写活？当然，他不是小说主角，这个短篇也没有主要人物，鲁迅只是勾勒出一群人物，但惟其如此，写活华老栓才不容易。至于其他就不多说了，手边恰好有儿子刚刚读完的上海高三语文课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收有吴中杰评点的《药》，其中对华老栓的评点最集中，有“华老栓毕竟是老实人，所以不敢去接那东西。必须如此写，才符合人物性格”之语，可见与韩石山意见不同的人不是我一个。吴中杰在总评中还提到，有评论家认为《药》是失败的，可见与韩石山意见相同的人也早就有了，不是什么新观点。吴中杰又接着说：“其实，失败的不是《药》的创作，而是评论家的评论。”不知韩石山读了这句话会有什么反应？说实话，我倒不赞成什么失败不失败的，鲁迅有鲁迅的创作自由，你韩石山有你的批评自由，编教科书的有他的编书自由，成败得失，自有公道。所以，据此就说《药》“最不应当入选中学课本”，就很难让人接受。因为你韩石山批评鲁迅的《药》是失败的，吴中杰批评这样的评论是失败的，凭什么让编教科书的人采纳你的意见而不是吴中杰等更多人的意见呢？
《社戏》和《故乡》都被批评为不是小说，前者甚至连“说是散文，都有些勉强，只能说是随笔”，后者“也是像散文而不像小说”。不知韩石山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品是否称得上小说的。且不说中国古代就有笔记小说，因为韩石山已经有言在先，鲁迅的小说“借鉴魏晋小说的笔法多些”，“这样的小说，说是新小说，实际上旧小说的成分是很大的”，那么，当代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的小说算不算小说？是不是新小说？既然人家都已经新小说派了，不算新小说恐怕也说不过去。既然是新小说，又怎么能不算小说呢？既然承认人家是小说还是新小说派了，不知韩石山是否看过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倘若还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或者看过了现在有些记忆淡漠了，建议百忙中抽空去翻一翻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其中有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咖啡壶》、《舞台》和《海滩》，一定会得益非浅。
《咖啡壶》完全静态地描写一只放在桌上的咖啡壶，还有桌后壁炉上方墙上的镜子以及镜子里映出的镜像，连人物都没有了，不知道按照韩石山的标准算什么，小说？散文？随笔？或者嘛都不算！原谅我用了一句天津话，也算是随乡入俗。《舞台》里有一个人物，抱歉得很，恐怕连“鬼魂似的人物飘来飘去”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在新小说派作家眼中，人与物是一样的，所以描写人就和描写物是一样的冷漠，不知道按照韩石山的标准又该如何排定罗布·格里耶的“人物”（你可以连着读，也可以中间停顿一下读）？《海滩》大概可以算韩石山标准下的散文了，写三个孩子在海滩上行走，海潮涨起落下，拍打着海滩，一群海鸟在孩子们前面落下，等他们走近了又飞起，人与景融为一体，可惜啊，人家不买账，非要说是小说。这不是好心当了驴肝肺？
这有些扯远了，扯到韩石山不熟悉的法国小说了，这就显得有些不厚道，有些欺负人家的嫌疑。倘若真的造成这样的后果，我先在此道歉。不过，我的意思也很明白，既然世界上对小说的理解那样灵活，都弄出个新小说派来了，咱们就不能灵活一点？非要跟鲁迅过不去，没那必要，灵活一下说不定鲁迅也成了人家法国新小说派的远祖了。可惜，韩石山做事很叫真，非要说《社戏》是随笔，还大声问罪：“然而，我们却要教学生，说这是小说，小说就是这样写的，这不是荒唐吗？”如果我们真的按照韩石山的意见教，学生们日后读了《咖啡壶》什么的，到那时荒唐的还不知是谁呢。至于韩石山批评鲁迅在《故乡》末尾“无端地发了那么多的议论”，并且武断地说“小说的结尾，应该是留给人思考的，而不是作者借了人物发感慨的”，那就更荒谬了。谁规定小说的结尾只能是留给人思考这一种形式？谁又能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样的感慨就不留给人思考了？看来，韩石山用小说标准作理由来指责选了鲁迅的《社戏》和《故乡》，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阿Ｑ正传》也遭到韩石山的非议，说“这样的小说，从情操上说，无熏染之必要，从技巧上说，无师法之可能，仅仅因为是鲁迅的名作，便入选中学课本，实在没有道理可言”，批评得就更是毫无逻辑了。难道入选中学课本的文章，不都是历代中外文学家的名作么（恕我不举例，为读者节省时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偏偏鲁迅就不行，就变得没有道理还要加上“实在”这样的强调词呢？至于说这部小说技巧上无师法之可能，是鲁迅“不经意间写成了这么一篇名作”，就更不值得一驳。我倒宽厚地把它看作是韩石山在玩排比之类修辞手法时，一个不小心说漏了嘴，他强调的重心应该是“从情操上说，无熏染之必要”，因为他一连说了阿Ｑ“是一个农村的流氓，调戏妇女，偷人财物，既麻木不仁，又冥顽不灵”，可见他是拿了一把韩氏道德测量仪在测量《阿Ｑ正传》的道德度呢。先不说韩石山对阿Ｑ这个人物的新说法有几分道理，我们姑且把文学典型暂时地放一放，即便真如韩石山所说，鲁迅也没有在小说中用阿Ｑ来熏染读者的情操啊。如果有，请韩石山指出来，那真是应该好好写一篇文章批评鲁迅了，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让学生一个个学得像阿Ｑ那样调戏妇女偷人财物。如果不是，事实上也不可能是，鲁迅早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了，那么，把这样一部名著节选进中学语文课本，怎么就成了编教科书的学者在用阿Ｑ的情操去熏陶中学生呢？这样明显的逻辑错误，韩石山是不应该犯的。
可是，韩石山就是这样想的，这有他对《阿长与〈山海经〉》入选课本的批评为证：“最不应当入选的是，此篇中有一段话，对妇女是人格的慢侮，对少年是心灵的戕害 ”，“这样的文字，你让教员在课堂上当着那些少男少女怎么讲？勉强讲了你让少男们对他们的少女同学发生怎样的感想？”可见他是把作品中人物的行为说话，当作是编选者用来熏陶中学生的道德规范。被韩石山当作洪水猛兽的那段话究竟是怎样的话呢？为了说明问题，我只好重引一遍：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样的话怎么就不能在课堂上讲呢？现在的中学里都开设了性教育课了，岂止是脱裤子，连裤子里面的下体构造也要讲清楚的，照韩石山的逻辑，那就不仅仅是少男们对少女同学发生怎样的感想，而且少女们也要对少男同学发生怎样的感想，那不是比阿长的那句话更要禁止进入课堂吗？可见他手中的道德测量仪很有些古董的味道，这如果是韩石山的个人爱好，别人也无权干涉，但如果以此来指责鲁迅或者编课本的人，那就很没有道理，也缺少起码的逻辑力量。
至于韩石山提到的其他几篇鲁迅作品，我就不一一列举其批评的没道理了，如仅以一句“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就批评《纪念刘和珍君》不应当入选中学课本，实在看不出韩石山的理由何在。又如说《“友邦惊诧”论》“全是激愤之语，时有谩骂的句子，乃这类文章之大忌”，难道韩石山不知道鲁迅在文章里痛斥的“友邦人士”是谁么？再说，这类文章怎么就不能这样写呢？唐朝著名文学家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作《讨武檄》，把武则天骂了一通，此文因此而传之后世。韩石山难道不记得了？
尽管我不能同意韩石山对鲁迅作品的批评，但我还是同意韩石山的意见，中学语文课本不必选那么多鲁迅文章。倘若要批评这一现象，那根源在我们的教育方针制约了教科书的选择标准，不在鲁迅文章的高低，韩石山实在是批错了对象。好在现在中学语文课本已经在发生变化，和过去比，现在古文和古诗词选得就明显比过去多得多了，原因是国家意志对弘扬民族文化的关注。所以，我们应当呼吁创新教育体制，让教科书编选更符合中学生的心智水平，改变过去神化鲁迅所造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文章过多的情况，使现在的中学生更容易走近鲁迅，这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于上海欣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