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寻找瞿秋白”三问
作者：陈鸿祥
进入他当年被囚禁的阴暗小屋，忽然发现，今天（引者按，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是他的忌日，７０年前的今天，他被国民党军阀王耀武杀害在长汀。
乍见“王耀武”三字，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本人“老眼昏花”，抑或作者“一时笔误”?再往下读，始知大谬不然。那么，莫非作者在其“红色之旅”中有了惊人的“新发见”?看来，也不像。于是，有了“寻找”中之以下三问：
一问：瞿秋白是被“残酷的王耀武”杀害的吗?
且让咱们顺着《思考》往下瞧：“毫无疑问，直到他被王耀武再三规劝，作为一个梦想共产主义者，他的立场还是坚定的。”
“毫无疑问”，斩钉截铁遥想当年，“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而今，看你王耀武再往哪里跑！所以，《思考》又有道：
残酷的王耀武成全了永远年轻的瞿秋白，当然，那个山东人后来投降共产党时，说：一切责任在蒋介石。他也可惜瞿是个人才。于是共产党没有枪毙王耀武，……王耀武的投降，按照现在的意思，是与时俱进，是识时务的，……咱们上了王耀武的当。放了王耀武，愧对瞿秋白。
不惟如此。《思考》还从反思历史的层面上作了“瞿王比较论”，说：“国民党改造不了文学青年的瞿秋白，共产党却改造了恶贯满盈的王耀武。我们现在再去朗诵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去理解诗人的悲愤?”
写得多么好啊！不过，咱们也不能因为欣赏文“好”而无视基本的史实。我点数了一下，《思考》中“王耀武”三字，凡八见，可知绝非“笔误”，在下亦未错读；然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再三规劝”和最后“执行”命令将瞿秋白“杀害在长汀”的，乃是另一“国民党军阀”，此人姓宋，名希濂，虽与王（山东泰安人）不同籍（湖南湘乡人），却与王同出黄埔，且为“学兄”（宋一期、王三期）哩！
宋希濂杀害了曾为“共产党的一把手”的瞿秋白，一、有中央纪检委１９８０年瞿氏平反昭雪所作“复查报告”，引录了“原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现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宋希濂之“两次回忆材料”（１９５６年４月２日与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８日），加以确认；二、有参与平反复查的相关负责人访问“宋先生”（希濂）的谈话记录，加以确证；三、更有宋本人所撰《瞿秋白被捕和就义经过》，加以佐证，兹录其“责任在蒋介石”的一段文字：“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是“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商定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公园枪决。”
顺便说一句，在狱中对瞿劝降（“再三规劝”）及赞瞿“是个人才”（原话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等等，皆为宋希濂，而与“残酷的王耀武”，全然无涉。
当然，这决不是说，王之“恶贯满盈”次于宋，他俩原是“校长”手下的乃兄乃弟嘛！但各人都有一本账。如将宋杀害瞿的前后作为一古脑儿安到王头上而予以“枪毙”，岂非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况且，昔日有“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之说，被斥为“牢骚”；而今某些影视（如新编《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干脆申言：汉奸、反革命，要做就做大的，小的抓起来就枪毙，做大了反倒没事，还能升官，等等。然则，《思考》颇为愤愤不平的“放了王耀武（按，应为宋希濂），愧对瞿秋白”，非一家私见，余亦同感耳。然“愧”则有之，愤则无奈。因这是无可更改的“历史”啊！
二问：瞿秋白“就义前高喊毛主席万岁”，却“没有替他说话的人”吗?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之一。在１９５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瞿秋白文集》卷首《序》的开头第一句是：“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不朽的烈士，瞿秋白同志，他的一生是完全献给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
这个由当年冯雪峰等人参与的文集“编纂委员会”所撰的序言，对瞿秋白所作的评述，在我看来，堪称“句句实在，字字到位”。《思考》对瞿秋白显然是怀有深深的敬意，故在“寻找”中对某些不实的评述颇为不屑，说：“有些后来的好心宣传，为了拔高他的形象、为了他的历史地位，说他就义前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际上，他在为自己找到更生之地时，只说了四个字：此地甚好。”
如果真有这样的“好心宣传”，那不是在“宣传”瞿秋白，而是在演唱“样板戏”《杜鹃山》、《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了！
真实的历史原貌，应该怎样呢?在上述“复查报告”里有一节专述其“从容就义”，转述如下：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晨，国民党第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同志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并在去刑场途中，唱《国际歌》、《红军歌》，呼喊“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草坪上，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这段记述，绝非仅据多少年以后的“口述历史”，而是查证了１９３５年７月５日《大公报》、７月７日《福建民报》的报道。这里，不妨补录《大公报》“长汀通讯”（１９３５年７月５日）中所述“记者”来到长汀狱中“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以下一段文字：
书毕，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
他在走向刑场途中，以俄语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皆为“信史”，而绝非人为的“拔高”，唯一失真的是“高喊毛主席万岁”。须知，那时的毛泽东虽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却被作为“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屡遭“批判”，被排斥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外，并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以至“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而毛泽东后来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亦自述，“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第３２２－３２３页）瞿秋白当时在瑞金，身临其境，知根知底，何来“高喊毛主席万岁”?何况，瞿又是被称为中共早期“第一个见过列宁”的领导人，以他的性格、见闻、阅历，他绝不会如此“高喊”。不知《思考》作者由何处、据何种“宣传”材料“寻”得这“喊”声的?
窃以为：追怀历史，无论“史家笔法”，还是“文学描写”，皆须“本真”——用古雅一点的话讲，“秉笔直书”，而切戒“添减法”。上述“毛主席万岁”，显系作者所“添”（而绝非出诸“好心的宣传”）。那么什么是“减”呢?《思考》“寻”得瞿秋白“表面上，他是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实际上，他是被内部矛盾所害”。应该说这是“直笔”，但为申其“直”，乃如是描述：“知情者说，一向文弱的瞿秋白，实际上是被自己人遗弃的，他没有能力加入长征的队伍，只好被迫留下来打游击，……他没有在党内形成自己的圈子，没有拉帮结派的能力，自然在关键时刻没有替他说话的人。他的那么多所谓战友，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刻，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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