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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搅成一锅烂粥
作者：邵燕君
正是在这样的大势环境下，一批年轻的“直言批评家”脱颖而出。他们以直言不讳的方式不断向文坛发出诤声，并且矛头直指一些文坛“大腕儿”，在一片“表扬与自我表扬”声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和侧目。但是，“直言批评”很快被与“酷评”、“骂派批评”混淆起来，在一些人眼里，甚至直接将“直言批评”等同于“骂派批评”。
“直言批评”与“骂派批评”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个是专业水准，一个是批评动机。“直言批评”是一种专业批评，讲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骂派批评”则缺乏学术素养，不尊重学术规范，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强词夺理，缺乏逻辑和论据。作为“专业批评”，“直言批评”讲究动机的纯正性，争论的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在“专业批评”大面积被“媒体批评”同化的格局下，它甚至具有维护文学基本原则、维护文坛基本秩序的“铁肩担道义”的责任。而“骂派批评”则是属于“媒体批评”的旁门左道，哗众取宠，以骂得名，“先起义后招安”，是寻求“入场”的捷径。
将“直言批评”与“骂派批评”区别开来，一方面可以促进“直言批评者”更加自觉地保持纯正性和专业性，一方面也是为“直言批评”的健康发展廓清环境。
随着“直言批评”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一些针对 “直言批评”的批评也陆续发出。这本来应该是一种非常好的批评现象。因为，既然批评家以一种“直言”的方式尖锐地提出自己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看法，就应该有另外一些持不同看法的人进行观点的辩驳和学理的探讨。这样，一方面可以强化“直言批评”的学术品格，同时，也使“直言批评”提出的问题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视野里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探讨。但是在眼下的有关批评中却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就是对“直言批评者”的批评不是以“专业批评”的方式进行，而是颇有“骂派批评”之风，在挖“思想动机”时还不乏妄言和妄评，不但混淆了“直言批评”与“骂派批评”界限，甚至由此得出一些不可思议的结论。近来对李建军的一些批评就显现了这种倾向。
在当前活跃的“直言批评家”中，李建军可以说是一个“领军人物”。自从２０００年“直谏陕军作家”以来，李建军对贾平凹、莫言、池莉、残雪、阿来、刘震云等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引起强烈反响。
在《文学自由谈》今年第４期发表的一篇题为《直谏李建军》的文章中，作者金赫楠在对李建军的批评观念和方式作了不无情绪化的评论之余，竟说了这样一段话：
也曾经听到这样的说法：对李建军提出的责难和批判，被骂的人大可不必太放在心上，因为他不是“故意”要苛责什么，不是“有心”要骂人的，选择激烈的批评姿态和方式，只是李建军博士在文坛出名的一种批评策略而已。对于这种说法，因为不了解内情，所以我不敢妄下断言。其实我宁可希望这是李博士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成名策略，也不愿意他是真诚地钟情于如此风格的文学批评。根据我多时的观察，近几年颇有大家都不会忘掉的几个借措辞锋利作为成名策略的批评家，往往都有见好就收的聪明，甭管开始的时候话说得有多狠，事做得有多绝，一旦达到目的，往往都会重归平和与宽容，重新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写文章，反正以后再不愁有了文章没地方发，再也不愁写了书出不成，再也不愁发了声没人注意，又何必还要四处出击四处树敌，发表些自己也不待见、自己也不信服的见解。怕就怕大家都曲解了李博士，都以小人之心度了人家的君子之腹，李建军玩的不是什么“先起义后招安”的把戏，他是真诚的、衷心的看不上那些名家名作，发自肺腑地要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担起净化文坛的重任。如果是这样，我就真的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照他的标准和方法再继续这么折腾下去，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
看到这样的文章发表在该刊“直言”的栏目里，真让人感到既惊讶又悲哀。所谓“直言”，应该是“仗义直言”，而不是没有任何道德禁忌的“小人放言”。按照金文的逻辑，只要遵守“先起义后招安”的游戏规则，不管当初“话说得有多狠，事做得有多绝”都可以被理解、接受，否则，谁要是真想“发自肺腑地要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担起净化文坛的重任”，就让人“真的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样的逻辑不禁让人想起《鹿鼎记》里韦小宝“花差花差”的混世原则，但即使在韦小宝这样的“真小人”那里，仍在做人底线上遵守着“忠”和“义”的原则，对“真君子”还怀有敬仰。但在我们的文坛里，似乎已经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愿意“铁肩担道义”的人，甚至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的疯子，而只是一个惹人讨厌的“神经不正常者”。如果“直言批评家”们都有这样“见好就收的聪明”，真不知在这样的“平和宽容”下，文学还能剩下些什么？这样“踏踏实实”做出来的又是怎样一种“学问”？作者指责李建军的批评模式里有一种“道德过敏”和“文学洁癖”，这样说法是否成立其实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以如此赤裸裸的小人之论堂而皇之地“直谏”君子之行，正说明我们的文坛太缺乏道德意识，太需要净化清洁。
在《矫枉未必要过正——质疑李建军先生的“贾作四评”兼及文学批评的策略》（《南方文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一文中，作者邰科祥在对李建军的批评风格和批评观念进行总体性质疑（其中不乏值得探讨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对李建军的批评“动机”进行了某种披露和猜测。简单说来，就是指出，李建军对贾平凹穷追不舍地批评，内在原因是因为“执气”——贾平凹曾有一次当众对李建军失礼，伤了李的自尊心，于是李私下对朋友说：我要让贾平凹为此付出代价。虽然在披露这些事情时，作者小心地标注了一些“引语”的出处，如“贾平凹语”，“在贾平凹看来（我推测）”，“据说”、“又听说”，但仍不妨碍信息的有效传达，最后也明确得出自己的结论：“由此可见，他的一切针对贾平凹的批评主要是想从感情上深深的刺痛贾平凹，或者用陕西的方言说‘臭臭他’，亦即传言所谓的‘让他为此付出代价’——名誉扫地，而不是真的企图匡正一种文学写作的时弊。以上的言论和行为便是他心迹的真实暴露。”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算得上是“诛心之论”，以“动机”定罪。虽然我们说，区分“直言批评”和“骂派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在于看批评者的批评动机，但对“动机”的判断却不能通过猜测，而只能通过文本分析。如果一个批评者对其批评对象是出于私怨，自然会在有关批评文字中表现出来。对这种动机的揭露和批评也需要通过对其观点的分析和批驳，在学理的层面进行，而不能靠“挖心理根源”，更不能以带有明显片面性的“文坛传闻”作依据。李建军对贾平凹到底是否怀有私人恩怨，我们无法判断，他对贾平凹的批评是否过于严苛或有固定化的倾向，也可以具体讨论。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李对贾批评都是以文论文，相反，贾对李的反击，却时有“以人论人”的架势，特别是５月２１日他在《华商报》上发表的“高调回应”李建军批评《秦腔》的文章，更可以说是明显的人身攻击。
这篇文章题目就叫《骂我是他的存在方式》，贾平凹对记者称：“他不是骂出名了吗？以前谁知道他呀，从《怀念狼》开骂到现在，不是许多人知道他了吗？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出人头地的方式很多，他以骂出名，我确实理解，也很同情。但有的人一旦以骂出名后，就正经去做学问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他仍在骂，可见他现在还心虚、不踏实，怎么办呢？那就让他再骂一阵吧。过上几年，如果他还是原地踏步，那我也实在爱莫能助了。”文章里还有很多具有明显的侮辱性质的话语，如“我们可以共生，就像有些病，治不了就在你的身体内寄生着。”“用猪尿泡打人不疼但有臊气。”“朋友也建议，溅上某个人的唾沫后，要赶紧去打一针狂犬疫苗，因为有些东西不仅仅是感觉恶心那样简单。” “只有当那个小丑接不到球的时候，他才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倒担心这样下去，对他的神经系统不太好，来日方长，请他保重”。“外国有人搞恐怖活动，怀揣炸药包自杀式地去制造恐怖，你能制止吗？”“《水浒传》里杨志卖刀，有泼皮无理取闹，杨志忍无可忍，最后杀了泼皮，我想我比杨志强吧。”……
这样的文字背后让人活生生地感到一个“文坛大腕儿”恼羞成怒以后的霸气。邰科祥先生在批评李建军不该使用“酷评”的方式“矫枉过正”时说，对于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只能“善意的、出于保护目的地给予忠告”。但面对这等霸气，让人觉得，当前批评界最缺乏的恐怕还是敢于去摸老虎屁股的人。这样的霸气和傲慢也不仅存在于贾平凹一个“大腕儿”身上，近来陆续有一些名家的创作和创作状态受到批评性的质疑，有的文章写得相当中肯，切中要害，但却很少看到被批评作家的正式回应，大多数都采取如贾平凹一样的态度“从来没理过”，甚至认为批评者就是在心怀叵测地谩骂。这样的态度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无论是邰科祥的文章还是贾平凹的回应里都有一个明显的逻辑，即李建军对贾平凹的批评是挟私怨以报复。但这样的逻辑却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为什么李建军在批评贾平凹之外，还批评莫言、池莉、阿来、余华、刘震云等多位名家，他大概不可能与这么多人都有私怨，于是导出另一个逻辑：李建军是借骂名人出名。最不可思议的是，在贾平凹的逻辑里，李建军借骂名人出名虽然“可恶”，但可以“理解”，让他不可理解的是，李建军已经出名了以后，还不断地“骂名人”，这样的行为只能算是“神经不正常”，需要“保重”。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样的理解并不单出于贾平凹一人，竟是许多“神经正常者”的“共识”。
这些年来当代文坛的许多争论原本可能是问题之争、观念之争、主义之争，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人事之争、利益之争、恩怨之争，使原本可能深入讨论的问题肤浅化、庸俗化、泛道德化，直至搅成一锅没有人愿意碰的烂粥。目前对“直言批评”的批评里又有这种意味，是需要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