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给“七月流火”松个绑

作者:莫 钊




  继清华校长“念诗不识字”(《南国早报》2005,5,15)的失礼,引起网民和清华学子的非议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致新党欢迎词中亦有用语不当的出错(见《中国青年报》2005,7,15),使媒体发出国人重视“国学”的呼声。我认为每个中国人尤其高层领导都有必要修炼自己的中华文化,以在交往中显示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国学精神。但对纪宝成致词中“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的用意,说是对原意的误解而予以指责,我认为这就太过于拘古了。
  在大学时我已知道“七月流火”出自《诗经》,是“天要凉了”的意思,不是字面的表述。所以每运笔行文都慎用。但中国的词语有多义性,尤其是当今根据生活需要,将旧词语赋予新的内涵而有生命起来的不乏其见。这就更不能以单一而论定了。
  生活中,“七月”就是“流火”,大家感同身受。为了避开大白天的酷热,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改点推迟上班以接晚凉。“高考”已改了几十年来激战热熬的做法,由七月提上六月。“2008北京奥运”也拉开了与“七月火”的距离,打入八月。由此可知,“七月流火”一语是准确而恰当地反映了“七月”的酷暑,如今人们已不少地用开了,那么就不必要食古不化,老是与初始状态挂钩了。因为古人与今人都有权赋予词语的义蕴。
  其实,现在不少旧的词语已在改变其含义而生活着。如原没有政治含义的“东风压倒西风”一语出自《红楼梦》,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时赋予“社会主义力量”压倒“帝国主义力量”,“正气”“压倒”“邪气”的政治内涵而在当时广泛地使用。同样是对梅花,毛泽东与陆游的表现就不一样:陆游的“梅”是孤独、失意,消极无奈的落魄者形象;毛泽东的“梅”反其意而用之,是积极向上、高风亮节的坚强革命者形象。当今,原意为“空无”,“虚幻”,“不现实”的“梦”,如“白日做梦”,“一枕黄粱梦”,“人生如梦”等,现在变为“实现”,“理想”,“憧憬”的意思,而成了语言的时尚:“圆了多年的梦”,“怀着青春的美梦”,“这是走向新世纪的梦”等。原表示“粗野”,“狂暴”,“蛮不讲理”的“牛”字,如“牛骨”,“牛脾气”,“瞪牛眼”,“气粗如牛”,如今却带上“尖子”,“显眼”,“出类拔萃”的义蕴而风行起来:“姚明最牛,一人独得30分,全队最高。”“占旭刚举得最重,成了这次赛事的阿牛哥。”“这座世纪楼品位、质量最好,定价最高,所以牛得合理。”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在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
  生活实践是检验词语正确与否的最好标准,离开这标准去考究就可能陷入“唯书主义”,“文牍主义”的泥坑。连批评纪校长的端木也承认纪校长的错误“可能是受到媒体乱用的影响”。既然“真切地呼唤国学复兴”的纪校长都被“媒体影响”至错误(是校长“被影响出错”,还是校长“有意用新”姑且不论),可见目下这样“错”用的人是不少的。郭沫若当年回答关于汉字简化的问题时说:汉字的简化,要“大众化”后“规范化”。郭老这观点是正确的,符合词语变化在内的诸多文化的规律现象。规范,只有在广泛的人民大众认可的基础上才有生命力,不流于形式,否则就如流云。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推行第五批汉字简化,由于所简化的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受到了抵制,尤其是常用“蔡”字的人,因为他们的“姓”与“饭菜”的“菜”同一了。故此第五批简化字公布不久,即停用了。相反,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出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中,提出“美帝”(美帝国主义)等词是“老牌”的胡乱省略,属停用之列。但在当时“抗美援朝”的热浪高涨中,人们觉得“美帝”这词语简洁而明了,有鲜明的针对性,所以在日常生活、集会游行、标语口号乃至报刊杂志都广泛地使用,直至上世纪60年代“援越抗美”还是经常出现,成为使用率很高的词。由此可见大众对文化现象的定型与牵引作用。
  现在,“七月流火”的字面意思既与现实生活无歧义,又已被人们乐于使用,那么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再端出老祖宗的原意来加以裁判了。时代在发展,话语要更新,但愿为“七月流火”松个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