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妇女闲聊录》的史意
作者：荒 林
对于林白个人而言，《妇女闲聊录》是《一个人的战争》的继续，继续一种“个体表达”、“个人化写作”，并体现了女性主义写作学意义的深进，将宏大历史的讲述还原为个人历史的讲述，通过个人的生命呈现历史的重量，它施加于个人的轻与沉或是个人对于它的轻与沉。中年妇女木珍微不足道，洗发时家人看不顺眼就可以将她打一顿，但妇女木珍也很勇敢，她在讲述一条死蛇横在路面有人不敢跨过去的时候开怀大笑。木珍是那样坦然面对困境，因为她看见周围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境。木珍热爱着家乡王榨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热爱着自己的情敌冬梅，一个永远不生气的、经常被打牌的男人摸手的漂亮女人。
《妇女闲聊录》是有讲述者原型的，这个讲述者在书中以一人称出现并在书眉以名字和时间同时出现，我相信这是林白对于“闲聊”的有意赋权：只有在“闲聊”的视野中，过去文学中很少关心的妇女的怀孕、避孕、月经和腥味，才得到“讲述”的权力，获得颠覆“正史”的身份。而也只有在“闲聊”中，木珍才可以说出乡下人对于自己家乡那些美丽女孩到城市当“二奶”的自然心理，竟然不是那么反感不是那么歧视而是各种各样的理解和猜想。由于是“闲聊”，中国农村的种种景象便如图画展示眼前，那些没着落的和那些再生着的，那些生动活泼的和那些承担痛苦的，全都坦然自若。单从社会学角度，《妇女闲聊录》提供的农村事例和案例，无不可做为研究农民生活处境、政治状态、经济状况、道德与伦理变化，等等的感性参考资料。来自于“闲聊”的从容，又体现了作家真正的关怀核心：生命和生命自身的力量资源。在这后一点上，便突破了那些精英意识所强调的拯救。其实生命是有能力自救的，生命的尊严并非要得到拯救，而是要得到尊重。就我们的农村问题解决方式而言，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如果是尊重而不是其他，那会是何等不一样，甚至我们可能要问，有些问题是真正的问题还是伪问题。
是“妇女”，又是“闲聊”，便用“录”而不用“史”，因为“录”也是个人行为，史却要公共认可。且“录”应该是双方合作的行为，这就使得《妇女闲聊录》更有女性主义的对话与交流风格了。如果将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与柳青的《创业史》比照，女性主义文本的优秀特点便一目了然。写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创业史》记录了中国农村的第一次大变改，这变改是梁生宝们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并用理想改造其他观念、通过自我牺牲和模范行为实践进行的。梁生宝不仅是书中的英雄也是历史的主人。《妇女闲聊录》记录的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度大变改，但这次变改中的农民不是英雄和主人，他们纷纷涌入城市以打工者的身份求得生存一席，在回乡过年时多以打牌消磨时间。木珍是打工妹，不是英雄和主人。然而有意思的是，梁生宝虽是英雄和主人公，在《创业史》中他却并不是叙事人，他自己的英雄形象是被写出来的而不是自己讲述出来的。相反，木珍是《妇女闲聊录》的主人公之一，这个主人公完全是因为她不断地讲述，生动活泼地讲述，便将她自己讲述出来了。她不仅讲述了她自己，她还通过讲述描绘出了整个王榨的男男女女。某种意义上，《妇女闲聊录》的史意，是建立在与《创业史》的文本对照上，对于习惯了《创业史》阅读风格的读者而言，《妇女闲聊录》的确是一个新的门槛。《妇女闲聊录》充满了流动和迁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即使苦难如火车上没有厕所要站几十小时才能回到家乡，或孩子辍学在家，书中的讲述者也能讲述其中生存的乐趣和理由。这也是真正生活下去需要的乐趣和理由。
一个普通的人也许很少有机会介入大历史事件，也许压根不能想象某些历史演变背后人物和权力操纵的力量，却很难不被卷入历史潮流，也很难摆脱历史施加在个人生命中的重量。如何言说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女性主义深刻意识到历史言说的复杂性：作为性别群体进入历史的可能和机遇不仅仅由物质先决，也取决于是否争取和获得了言说的自由。进入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５的十年，中国的社会变改和经济增长已带来空前的物质繁荣，中国社会的阶级演变亦空前激烈，而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乡村变迁，更以令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状态呈现出来。这十年，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可说是不失时机地抓获了历史的发言权：在这一切的变数之中，在世界瞩目的中国崛起过程，中国人单一的个体的状态和处境如何?这些个体如何汇入了历史的大变又如何体现了自己的梦想和失落?如果说“个人化写作”实则是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者们的共同策略的话，如何发展“个人化写作”的体系与风格并建立女性主义写作学，才是考验和检验女性主义书写历史的能力与实力所在。从《一个人的战争》到《说吧，房间》，再到《妇女闲聊录》，林白所进行的“个人化写作”拓展摸索，不仅是题材变化，更是写作立场与姿态调整，后者又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从内心世界到外部广阔世界”的转变，对林白而言，或说对于女性主义写作而言，要追求的其实是“到更深入的内心世界”、到人的心灵史，无论何种题材，是要写出人的史意所在。《妇女闲聊录》体现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历史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