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他应该有一句公正的墓志铭
作者：字 心
本该尽快完成的，谁知成都的天气作梗，接下来便是旺火蒸馒头，小孙女儿受不了，老伴命我陪同她们躲进了青城山。青城天下幽，幽静有了，凉爽有了，读书写作的环境也有了。奈何起名念兹的外孙女儿，根本名不副实，一点也不“念兹在兹”，整日纠缠不休，以致零敲碎打近一月，我才读完这本书。却也出乎意料，竟然心有不平，急欲一吐为快。不过一隅之见，难免偏颇，不尽人意处，也只能如此交差了。
李致选编的这本书，主要是巴金还有亲友回忆和评述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的。
三哥李尧林，１９３０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抗日战争前一直在天津南开中学执教。他教过的学生，后来成材的不少，有作家、评论家、剧作家、翻译家，红学家，新闻出版家，新中国成立后，服务于科技界的，还有几人相继当选中科院院士。他们从李尧林身上，学得了知识，还学会了做人，一生可谓受益不浅，所以恩谊之深，日久弥坚。他的“精神敌不过物质，书生斗不过市侩”的孤洁生活和人格魅力，正如其挚友所言：他的离去，使得这个太重太浊太窒息的尘世从此“少了一个君子人”！
老话一句：逝者已矣！可他没有白活。“君子人”这炷心香差可告慰亡灵了。
忆念大哥李尧枚的文字，则都出自包括巴金在内的亲属之手。其中也有自幼失去父爱的李致写的。李致记述的父亲，跟其他人的笔墨一样，对李尧枚一生的某个层面，未悉何故而未开掘，不能不说是选编和撰文者的一个遗憾。
李尧枚死于自杀。
现在的记述，都认做是家累所至。他在遗书里也说过，由于投机金融失利，“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看一天混一天的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得绝世而去。而相异的看法是，他的“面子”作怪——只要收起爱讲排场的面子，“顶多跟有钱的亲戚少来往一些”，仍旧“可以活下去的”。
值得商榷的是，他的遗书在投机失败之前已经写过三次，不难看出他自杀的动机并非完全受制于“家累”和“面子”，其弃世之念早已有之了。
至于为什么要弃世?
一说他“没有死的必要”，又说“实在找不到他必死的理由”。其实有否必要不用说了，毕竟死了。至于“理由”，即是死者本人，未尝就能做出准确的答复。相去不远的文化大革命，自杀的有识之士不在少数。人们熟悉的老舍先生，谁能说得清他自杀的理由——是“成仁”还是“取义”?是坚持抗争抑或不堪羞辱?繁化简，简化了，就是活不下去了。
还是那句老话：逝者已矣！巴金对大哥的自杀，做过许久的揣度和推侧，最终带着一颗“被刺痛的心”，还是凄然叹喟“我依旧不能够了解”。可见直接的间接的，现实的久远的，存疑之处太多了。云遮雾障，宜粗不宜细，九九归一，就是活不下去了。对大哥来说，自杀之念，既非三天两日，他的思想，其活动，其斗争，其脉络，实在难以厘清。
逝者已矣！还有逝者如斯，如何解读他“如斯”的岁月，似乎更有意思和意义。因为其时其地，他并非绝尘的单一的，而是社会某个层面的代表。
李尧枚头上有两个“主义”，一个“作揖主义”，一个“无抵抗主义”。细想来，主义二字涵盖太大，不可能精确解剖一个人的行状。甘地就是“不抵抗”，但他被称做“圣雄”，印度终于取得了独立。办义学的武训，作揖又叩头，藉以资助不识字的众多农家子弟，使他们得以睁开眼睛注视身边的世界，而他不失为一位平民教育家，比诸今天迭出高招奇招怪招而海收学费的那些“教咕咕”高明多矣。所以李尧枚的逆来顺受，不应看做是“完全为了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的行事本来不是目的，仅仅是个手段。他的目的潜在手段里边，在妥协中去求生存，最后换来了三弟和四弟的远走高飞。倘使他奉行的是“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一往无前的“大胆主义”，并趁当家理财之便，揣上一笔费用，走出家门，奔赴德国“去实现他的学化学的梦想”，那么求学时代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大哥（李尧枚）就不是后来的大哥，而三弟（李尧林）四弟（巴金）也不可能或不完全是后来的三弟和四弟了。延伸所及，曾经接受过三弟或四弟影响的许多人的命运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改变。
作为长房长孙，作为诸兄弟的大哥，李尧枚成全了兄弟。四川人有“垫背”一说，李尧枚遵行的是“垫背主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李尧枚的“主义”里，自然是我不垫背谁垫背?
垫背就是吃亏。“吃得亏打得堆”，他是一个吃得亏的人！亲戚邻里有求于他的，“无不慨然应允，有时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使别人为难”。他远行之后，街坊近邻，连挑担提篮做小生意的也出声叹息：多可惜，走了一个好人！
垫背和吃亏，发掘的是“蜡烛精神”，燃烧出来的是爱。巴金对于爱，勤奋地耕耘了一生，呼唤了一生，无他，旨在唤醒人类本该具有却每况愈下的天性。
大哥的爱，毋须拔高，自是天性使然。
巴金说“大哥爱我至深”，另一个兄弟说大哥“有一颗母亲给他的爱心”。他的爱确乎是一种天性。送走三弟、四弟后，他继续做他“这一辈新思潮的启蒙人”。他订了许多新书报，组织堂兄弟和表弟妹阅读。还成立了志在千里的驱驰学会，并在学会办的刊物上交流学习心得和讨论青年关心的问题。他自己走不出去，却殷切地启蒙和帮助其余的弟妹跳出封建牢笼，展开翅膀去自由的天地里驱驰。
他在家里自编自导过一出当时称做文明戏的话剧，并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诸弟妹不愿上戏的时髦女郎。他虽然生性活泼，爱好广泛，可演戏不应看做是他一时的趣味，只在图个热闹。他在给死气而沉闷的“家”透点风凉，这个家实在憋得他太难忍受了。当然他未能改变自己，只在希冀改变他人，乃至哪怕仅仅震颤一下日夕居住而风雨飘摇的老屋。
他其实是个不安分的人！他的心灵大于他的躯壳，而他心路的历程远远超越了他一生的行踪！
可以哀其不幸，不应怒其不争，尤其不能学朱熹的非此即彼：不做圣人，便做强盗。夫子之道已经害苦了国人，早该寿终正寝了。李尧枚肩上扛着因袭的重担，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能做到他能做的，也实在不容易了。
说句公道说，他也是一个“君子人”。他没有白活，李尧枚没有白活——他实该有一句公正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