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廿年之后看余华
作者：金赫楠
虚伪的先锋写作
“余华”与“先锋小说”本是所指完全相异的两个词，但因为太多重叠的能指而几乎到了可以互相代替的地步。余华的创作是先锋写作中走得最极端的一个，他因此成为了先锋文学的“超男”。８０年代中后期，余华为首的以“深刻”著称的几位先锋作家，在开始他们的小说创作时，几乎都固执地偏爱着表达人性中负面的东西。暴力、血腥、残忍、阴晦，频繁地出现在先锋小说中，甚至成为某些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情趣，衍生出一种叫人尴尬的所谓暴力美学来。我想，这是先锋作家们无意中的有意为之。作为以“革命”、“创新”、“叛逆”姿态登上文学舞台的小字辈，他们在那时太需要尽快取得登高呐喊的影响与效果了。８０年代中后期，叛逆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腔调与姿态，有违常态的东西是大受欢迎的，往往很轻易就能达到轰动的效果。而人性之恶显然因为它的非常态性及伤害性、极端性而更容易达到哗众取宠的效果。余华当时的短篇小说《现实一种》和《往事与刑罚》等，表明他生硬地要从鲜血中催化出梅花来，用一种狰狞之中的笑魇来试图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余华“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式的写作，殚精竭虑反复渲染堆积在文本中的歇斯底里的血腥和残暴。他对嗜血的迷恋，足以让读者和批评界目瞪口呆，久久缓不过神来。所以，他成功了。整个先锋文学的这种企图可以说都成功了，这些作品收获了歪打正着的效果，也因此被相当多擅长于惊人之语的吹鼓手们奉为经典。但是，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点，这种轰动，是暴力与血腥本身所具有的，是人性之恶开出的鲜血梅花本身极具狰狞的面目扰乱了读者的感官与心灵。
我曾经细读过余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那些中短篇小说，即某些评论者通常所说的余华“转型之前”的“比较彻底、比较极端”的作品。我的发现是，余华最开始时期的写作还是相对真实的。他被视为处女作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虽然表现的是一个少年出门远行一路遇恶的绝望与阴郁，但是它对负面情感与行为的叙述其实尚保持着一种基本诚实的克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篇小说中的情感喷发来自作者真实的内心。而随着这篇小说的成功，本来无意嗜血的余华似乎突然找到了自己写作成功的最佳路径和方向，他后面紧跟着一篇又一篇的小说——直至《在细雨中呼喊》——暴力、血腥、残忍，也在不断地升级，他全神贯注地致力于要让鲜血中的梅花开得愈加狰狞和夺目，直至走入极端。
余华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中一直张扬着一种非常嚣张的生存探索。这也是整个先锋叙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８０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流行谈论思想的时代。舶来的种种哲学命题更是给这场思想的宴席增加了前卫的流行因素。先锋小说于生存探索的名义下将一种或真或假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带入了文学，这也许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试探。但它的嚣张就在于，这些哲学思考进入到小说文本中之后，开始了喧宾夺主的僭越。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多多少少在先锋作家那里收获了一些所谓的生存思考，那么文学又因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样算来，其实是很有些得不偿失的。我并不否认小说承载着发现事物真相和呈现世界本真，并以这种发现去影响读者的功能和责任。但是不同于哲学和社会学，小说是通过叙述和描写来呈现自己的发现，是通过影响读者的感情来进而影响他们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的。直接将一个哲学命题讲清楚的文字，也许够“深刻”，但远不够“文学”，并不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小说。而这种所谓探索中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其精神资源大都来自遥远的欧罗巴，来自西方２０世纪现代主义。尽管，有很多思考与发现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也是相通于各个民族的，但它们都必须最终落实贴附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己的经验中去。而先锋小说中作家们所着力凸现的生存探索，往往都变成了某一西方现代主义流行命题的汉字解析，就像一块煎了顶多三分熟的牛排，国人的胃口完全不能适应。
一直认为，先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命运。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追求的却是被时代所淘汰的终极命运。而我们的这场先锋文学，并非真正行进在了时代的前头，而只是千方百计要做怪相迭出的弄潮儿。余华曾经说过：“你写的作品在你的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人接受你，以后永远也没有人接受。”这原本是余华后来为自己小说叙事“转型”之举的欲说还羞，却无意中泄了自己甚至整个先锋文学的底——追风逐尚，迫切想得到最当下的阅读认可。余华的先锋写作带有太多的投机性与虚伪性：他故作一种零度写作的情感疏离，其实是为了迅速抵达惊骇，拉近作品与时代流行神情的距离；他刻意制造出高深莫测的探索迷题，其实是为了轻易地实现深刻，融入当下盛行的话语氛围——这一分析恐怕同样适用于整个先锋写作。而这一切与我们的民族经验、民族情感以及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遥远，使得余华乃至整个先锋写作更像是一场虚情假意的“先锋秀”。
狼狈的华丽转身
当余华以《现实一种》、《往事与刑罚》、《河边的错误》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形成了“冷酷”和“残忍”的极端个人风格，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奠定了自己的“先锋”角色地位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余华在喝彩声中突然转向——《活着》、《一个地主之死》、《许三观卖血记》等几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通常被视为余华从“先锋”到“世俗”的转变。
进入９０年代，整个时代、整个文化都呈现出一种更为务实、更为世俗的倾向。先锋文学基本失去了大众甚至小众的关注与兴趣，而登场不久刚刚引领风骚的先锋作家们，又怎么甘心就此悄然离开。一直身处喧嚣中心的余华更是如此。我认为余华在这个时候的“转型”，是形势所迫之下的无奈选择。８０年代中后期的那批先锋小说作家，其实文学功底都不算深厚。如果抽去姿态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小说剩下的恐怕更多的仅仅是粗糙的文字、干瘪的人物以及故弄玄虚的时空旋转和语言游戏。有小说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故弄玄虚花样百出的文字堆积，比起用文字一五一十地讲一个能够流传的故事、塑造几个能够被记住的人物来，其实要容易得多。“当一个作家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寻求形式与技巧，当一个作家有力量了，他是顾不上这些的”——这是余华很久以后自己亲口所说的一句“经验之谈”。时至今日，提起先锋小说，我们能够想起什么具体的人物或者细节？没有。有的只是几个干巴巴的人物名字和作品名称，只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情与姿态。９０年代也许更为冷漠了，但其实也更加成熟了，于是对这种神情和姿态都已经不再需要，所以那种耍花枪式的歇斯底里的写作手法已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昔日的先锋作家们不再喷洒玄虚的浓雾，只应展示他们纯粹的小说写作功力了。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曾经挣扎过，努力过，希望能够延长自己的写作。当然这些是背后的故事了。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一些人长时间地搁笔，或走上讲台讲课，或埋头钻研学术；一些人主动向商业话语投怀送抱，离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渐渐远去。他们默认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漂亮地跟进了。而余华，是绝不甘心就此离去的，他盼望一个华丽的转身，再创辉煌。于是就有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的写作与出版。尽管在这种“转型”之初，余华还有些羞羞答答地不愿明示，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在接下来几部长篇小说中写作路数的改变：被极端本质化了的平面人物开始注入些血肉之形，虚幻的时间谜语被模糊的故事轮廓所代替，鲜血与暴力面前无动于衷的冷漠眼神中增添了些许人情世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