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不从胡方有周
作者：闵良臣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周先生就写过一篇《我与胡适先生》（见《胡适研究丛刊》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后收入别人编的有关纪念胡适先生的多种文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据周先生自己说，有关他与胡适的“关系”，外界颇有些传闻议论，国内有人送他的头衔是“胡适考证派”，台湾有一个小说作者封他为“胡适的关山门的弟子”，而胡适本人在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７日（即胡适六十三岁生日）致沈怡的信中也说“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见《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月版第２５卷第６１８页）。在圈内人看来，胡适是周先生的“恩师”，而周先生却“忘恩负义”，甚至做过批胡的“急先锋”。然到底如何，我们还是来看周先生自己怎么说。
不过，在看周先生怎么说之前，这里先打个岔。
现在学界有个奇怪的现象，有些“小青年”对鲁迅之所以不满意，甚至也搞什么“拥胡抑鲁”，显然是他们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缘故——至多也不过是在中学乃至大学课本中读了几篇，且还需按要求划分文章段落大意，而大约也正缘于此才败了这些青年学生读鲁迅的“胃口”，让他们对鲁迅起了反感。现在可好，有人不是让青年自己去读鲁迅文本，而是在那诲人什么“老不读胡适，少不读鲁迅”，还说“读胡适长学问，读鲁迅长脾气”。到底如何，退一万步，客观讲，也只能说是因人而异。读胡适如何且不说。刚才说了，即使退一万步，就算鲁迅“脾气大”，就算某人是因为读了鲁迅脾气才长起来——其实这根本就说不通，更难成铁证——也不可就此断言所有读鲁迅者也都一定是只会“长脾气”。不然，岂不等于说“抑鲁”的那一群人也都“脾气大”？因为不可否认，“抑鲁”者至少也是读了一些鲁迅的，甚至其中还不乏像韩石山先生这样据他自己说不仅通读鲁迅全集，且有一段时间还下死力进行过研究。既如此，那有些话又何能说得通？在我看来，学界（倘能称学界的话）这种信口开河、不讲逻辑的风气实在要不得，更不可助长。现在可好，有人不让你读，或说让你老了才去读像鲁迅先生这样在现代作家中要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的著作，你说你还怎么去“研究鲁迅”？更有甚者，有人一边在那儿说现在“拥鲁”的人都是根据毛泽东那几句话来的，言下之意，凡像我等寂寂无名之辈而又以为鲁迅伟大者都并非自己读鲁迅读出来的，而是“听毛主席话”听出来的（从现在来看，如果说有些号称“鲁迅研究专家”是“听毛主席话”听出来的倒不为过，因为有他们自己的话在那儿作证）。这种说法显然有多么荒唐且不说，同时却又反对人们去读鲁迅。你说这不是让人左右为难吗？依我看，一个人，只要在那儿认真读些鲁迅著作，且又不昧着良心说话，此人就自会得出对鲁迅的看法，而我也自信此人这“看法”并不一定就是“读鲁迅长脾气”或是就应该“少不读鲁迅”。只要认定将鲁迅的作品和思想遗产视之为我们新的建设时的一种精神资源并不为过，那么，且不说就不应随便把这种“精神和思想文化上的积累，一笔勾销”，也不应有“读鲁迅长脾气”以及“少不读鲁迅”乃至要“清除鲁迅”的“奇谈怪论”。其实有人用心良苦，不过是想用一种法子来“清除鲁迅”，让鲁迅研究后继乏人。而已而已。
既如此，也就不说也罢，还是来看周汝昌文本。周先生在《我与胡适先生》这篇文章中先是提到自己１９８６年秋到北美，知道周策纵教授要赴台湾去参加胡适先生逝世２５周年纪念会，就做了一首七律让其带上。
此诗如下：
平生一面旧城东，劫后私藏札六通。
文运孰能开世纪？学人佥谓仰宗风。
离离宿草春吹碧，浩浩新章晓破红。
重见大师衣钵在，百端欣慨与君同。
后来，周策纵先生把他这首诗作了自己在纪念会上“发言的结束部分的内容”。据周汝昌在文章中说，他的这首诗还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华人夏志清教授的青睐，夏先生在给周汝昌信中“还特意表示奖赞”。而周汝昌回国以后不久，台湾一家报纸大约也是慕名，因纪念胡先生诞辰百年向其征文。周先生“应命写了约有万言的文章，其中除了怀念追思，敬仰他的学者风范，也对胡先生的文学见解作了若干评论——主调偏于‘批评’”。然而，“此文台湾报未刊登。后来却因澳门的报纸愿意刊用而方得问世”。这里我并不想说，是否台湾其实也不容对胡适先生开展正常批评（这岂不也颇有点像当年对待鲁迅一般？而这与胡适之宽容精神岂不相悖），只想说，一句“主调偏于‘批评’”，可证周先生对胡适先生评价之客观，实可值得今天有些“拥胡”者思之。此外，《我与胡适先生》这篇文章中还有几处也都彰显周汝昌先生实事求是之精神，把与胡适先生的“交情”与学术、文化上的见解并不混作一谈，即“交情”归交情，而在学术、文化上的见解又另作别论。
周先生与胡适第一次见面后辞行时，胡适“拿出一本《胡适论学近著》借给我，嘱我带回去看”。可“不知何故，此书竟未给我留下什么较深的印象与记忆”。周先生在这里的实话实说，难能可贵。尤其在对红楼梦的考证上，周先生在文章中尖锐地批评胡适：“我劝胡先生不要再替‘程乙本’做宣扬流布的事了（他将自藏的‘程乙本’拿出来，标点、分段、作序、考证、交亚东图书馆印行，影响和垄断了数十年之久），因为那是个篡改最厉害、文字最坏的本子！”可是胡适不以为然，并且还竭力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是赞许“程乙本”，只是举些文字异同的例子、只是校勘而已。对胡适这种说法，周汝昌当时即不认可，他在文章中说：“我见胡先生这一点上确乎是不实事求是了，确有强辩之嫌了——因为他的序文并非如此。” 因此对胡适先生“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乏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
我们从周汝昌先生这篇文章中还看到了胡适先生并不宽容的一面。由于周先生当时年轻气盛，对胡适先生“强词夺理”的辩解并不服气，于是又寄给胡适一篇文稿，文中尤其提到曹雪芹著书时并不如当时胡适先生想象的那样，即他并没有“提倡白话文”和进入《白话文学史》的愿望。可这篇文字用周先生自己的话说，因为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说话太不知轻重了”，于是让一向以宽容著称的胡适先生很恼火，“胡先生读了这些有意气、带讽刺的话（《白话文学史》是他所著呀），当然不会高兴。他用紫色笔将这些话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
可令胡适万没想到的是，正是他这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周汝昌先生，“从这一激发，我更坚定了已立的誓愿：一定要做出一个雪芹真本，来取代那个害人欺世的‘程乙本’”！周先生在这几句话后接着仍是对胡适先生的批评：
“胡先生对‘程乙本’的赞赏与珍惜，似乎终其身未有变改，证据是他晚年在台湾还特为撰文表明‘程乙本’是由他传世的，言之依然津津有味，很有得意之色。这可见他对雪芹原笔与程高篡笔的高下优劣并无多大识别力，徒然收藏了《甲戌本》，也并不深加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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