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最是儒学能治世
作者：毛志成
２００５年是包括矿难、洪灾、车祸在内的多事之年。我于惊悸之余，也听到了两件足可为之一喜的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国际性的“孔子教育奖”，这是以中国个人的名字设立国际性大奖的第一次；二是某权威部门和权威出版社，动用了上千位学者，不惜用时数载，要编写一部《儒藏》。我不是喜欢激动的人，在很多时候近于麻木。惟独听到这两件事之后，虽未有眉飞色舞之态，但内心的温度却提高了许多，大有“终于盼到这一天”之感。虽然不必“遥望南天”，但也少许有了“欣然命笔”之意。特别是记起了当年搞“批孔”时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诗句“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子名高实稗糠”，和郭沫若先生的应和诗句“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儒家学说理应享有的上乘命运。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心与心的矛盾日趋激化，陷于不可调和地步的时候，往往也是人类最迷茫也最脆弱的时候，因之也是对“超人”最依赖、最迷信、最呼唤的时候。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人类自己救自己，这话无疑是对的。但当“我们人类自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解放到只承认个人利益的神圣性和唯竞争的无限性的时候，必将导致精神秩序的消解化。在无序状态中生存的人，其实人人（包括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有脆弱的一面。于是就要呼唤、寻觅或制造、炒作可依可赖的“超人”。推崇或推出任何“超人”，其实都是不智的。而推选并由衷崇拜某人为圣人，则未必无道理。圣人不是超人，更不是神，有时不一定是能人或绝顶聪明的人。例如孔子就承认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有时甚而“惶惶如丧家之犬”。圣人不一定是天才，但必须是识大道、有大德的人。
将孔子推举为圣人，将由他和他的精神后裔（如孟子及他的传人）所建立的儒学一度提高到“独尊”地位，实际上是社会意志、历史意志的体现和文明人的公意选定。
孔子活着的时候，久久生活在逆境中，但忠于他并跟随他的门徒仍有子路、子贡、颜回等一大串。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之一子贡不仅带头独资办理了老师的丧事，还带头服丧（守孝）三年。这使我联想到“文革”中，仅仅因为一个既野蛮又卑劣的流行词语“造反”，就有不低于数百万、数千万的学生（包括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将他们的老师打得死去活来，甚而极有血腥意味（我也亲自尝受八九年）。“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只是感到了教师当年的可怜，但从未深想过一个问题：那是教师在教育能量上的无效和失败！你做过像孔子那样在逆境中仍不乏追随者的高品位教师么？你有过像儒学那样有巨大精神含量的教育思想么？
孔子被优选为圣人，最直近也最实在的获选是学生看出了老师的可信和可敬。
历史更严肃的选择是：秦始皇大肆搞了焚书坑儒之举，自以为壮哉。然而，非但“大秦”仅仅十几年就将一个朝代自焚自坑了，而且在短短的百年后，另一个皇帝汉武帝来报复了，矫枉过正地大搞“独尊儒术”！这样的事，我们虽然可以从汉武帝的别有用心或其它的政治原因去想问题，但都不能否定这一条道理：孔子是打不倒的，儒学是打不倒的！
当然，因打倒孔子、批判儒学而鼓动起举世性的疯狂，最终又因为这种疯狂而使一场荒诞戏散场，且使戏台上一伙“主角”滚落进狱中，这样的事，首推“文革”和“文革”之后。孔子是圣人，儒学必永存，这是历史的意志，无人可抗。我们还是要强调这句话：提倡并强化儒学，是历史意志，也是世界的选择。东西方文化界不知孔子之名、不识《论语》等儒典的很少。就我所知的以研究孔子、研究《论语》而名响世界的学者中，有美国的克里尔教授，和日本的迁哲郎博士和担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的井上靖先生。他们都公认为孔子是“全人类的导师”。
顺便说到，近年来在中国火爆起来的韩剧《大长今》，我觉得该剧的生命力之一，在于它推崇和宣扬的恰恰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意识。
既然要谈儒家、儒学，我还有可能浮想联翩，斗胆地“另解”两位大好人，一位是当年的普通战士雷锋，一位是被举国景仰的伟人周恩来总理。雷锋去世后成了国人的学习榜样，他那一本《雷锋日记》也家喻户晓。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雷锋最终的人格定位却是以政治色彩为主的“无限忠于革命、无限忠于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我却认为雷锋的基本人格品质之所以崇高，原因之一是以儒学传统中的“仁者爱人”为基调。无论他的为人还是他写出的很有文采的日记，绝非是后来“造反派”者流所能体现和写出的。江青之流批“周公”，即攻击和迫害周恩来总理，将周总理喻为必须批判的“大儒”，事实上呢，周总理确实是褒义上的大儒，是儒家中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楷模。而以周为敌、以儒为敌的那四个丑类的基本人性也注定是丑恶的。
历史上的“反儒”之举很多，其中固然有德才兼优的卓人（如鲁迅），这些卓人无非是对那些日趋伪化、日趋腐化的儒学的指瑕。而鼓动十亿人、用时十来年去掀起“灭儒大潮”，却是“文革”。那种动机和结果，本质上就是对以孔孟为代表所发现、所提出的人类基本的道德原理（包括道德公理）的仇恨和摧毁。任何人的仇德、毁德，总根源只在于自身的道德赤贫和世风的德行恶化。今天重新尊儒重德，是人性的另一次苏醒和社会的另一种理性化。
孔孟首创的儒学，以及后来延续的儒脉，最为宝贵的功绩是什么？首先在于抢在许多国家和几千年前就发现了“道”和“德”的基本原理和法则。
孔子是唯物的，他首先发现了大自然（即天然）的运动法则。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万）物生焉！”而且不迷信。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比古希腊文化中的以神话为主体和后来古罗马文化中以神权为主体、基督文化中以救世主崇拜为主体而对世界进行的诠注，无疑要高明许多。孔子在解释“道”（即万物法则）的基础上，进而表现出了对人类自身的极大关注和第一流的责任感，观察和提炼出了“德”的基本纲要。以“爱人”为总则，细化出了仁、义、礼、智、信和廉、耻等要目。在当时和后来的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和哪个卓人如此精炼地透视过社会和人生？没有。
随着时间的推移，孟子将儒学原理予以具体化，并强化了它的可操作性。他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做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极有勇气的呐喊。而且说：“义者，利也。”认为有“恒产”者才会有“恒心”，并发挥出无恒心必无恒德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引伸一下就是：一切正义的主义、口号不能成为空话，要用向人提供切实的利益去体现，不能在人们连基本的“产业”（包括财富、职业、谋生之路）都没有的基础上立大志，说大话，夸耀大理想。
记得当年闹“文革”搞批孔时批得最凶的词语有“觚不觚”、“克己复礼”、“中庸”等等。这三语的今意是：今天的东西比以前的东西在质量上差得太多了；努力克制自己的诸多欲望，要尽力做到守规矩；干事情要不左不右，不前不后，要走正道。这话有什么错呢？错的倒是：今天的假冒伪劣之物太多，有真实价值的东西太少；不善于自我修养而乐于膨胀自己欲望的人与日俱增；干事情非左即右、非怠惰即冒险者比例越来越大。
今天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我一千个同意，一万个欢呼。但对和谐的多种解释中，我倒想起了儒家学说中的一个名词：中庸。我甚而认为，“中庸”是“和谐”的第一近义词。
最早几乎同时使用“中庸”一词的人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希腊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个就是孔子。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是希腊文为“ＭＥＳＯＴＥＳ”，视为道德的最高境界。认为怯懦和鲁莽，冷淡和纵欲等等极端行为都是无德，只有走勇敢而不鲁莽、有情而又节制的“适中”之路才是有道德的标志。孔子则在《论语》的《先进》一章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一个是“过”，即偏激；一个是“不及”，即畏缩不前；一个是“中庸”，使自己的行为合于适中。而且，希望人们都走这样的中庸之路。
什么是中庸，南宋大儒朱熹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无论是由人构成的社会，还是社会中的人，干出的反中庸之事，即忽左忽右、朝令夕改或时冷时热、时惰时疯的事太多了！多得近于与历史的页数相差无几。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理性化社会，对和谐的呼唤和强化就是证明。为此，一切有正义感和文明品位的人都应为之大唱赞歌。然而也有可憾之处。所憾者之一就是：我们尚未确定好如何建立和谐社会的最佳读本（也称最佳教材）。这样的读本若是要我来选，我首选儒学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