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名人太多巨人无
作者：黄书泉
尽管文学早已从社会中心走向边缘，昔日风光不再，但就文学圈子自身而言，这些年来依然热闹得很：各种各样的评奖、颁奖、笔会、研讨会和节庆，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访谈、对话、争鸣、论坛，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看到，在这“浓得化不开”的热烈氛围中，总是活跃着那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文学名人的身影，也总是响着他们的声音。他们也许昨天还在三亚参加某个企业家赞助的笔会，今天已经飞到西安出席某个颁奖典礼，却又准备后天到某某大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举办讲座。他们刚刚在电视上就《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里又应约打算围绕着“服饰文化与后现代”的题目在一家报纸副刊上开一个专栏，而他们的口袋里也许正揣着参加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曲艺和电视剧方面讨论会的邀请函。总之，只要有活动，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他们场场不落；只要给一个题目，他们没有不敢说的，没有不会说的。因为他们是拥有各种头衔的名人，所以，各种活动“一个也不能少”，而又因为他们是掌握话语权的名人，所以，各种话题不能缺少他们的声音。就这样，一个主要由作家，附带文学评论家组成的文学名人群，给已经衰微的当代文学制造着虚假的繁荣，装点着当下文坛“风景这边独好”。虽说他们的风光、辉煌远不能与政治家、企业家、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相比，可比起文坛内外“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背靠体制，走向市场，不仅过足了“名人瘾”，而且早已从有限的社会、文化资源中分得一杯羹。
这些文学名人是如何出名，怎样成为名人的呢？其中的情形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写逢其时，最初的一篇或几篇作品契合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产生了“轰动效应”，从此一举成名；有的是独辟蹊径，标新立异，处女作一炮打响，从此令人注目。应该说，这些文学名人主要都是靠自己的创作实绩出名的，虽然其中也不乏机缘、偶然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甚至是歪打正，但毕竟走的是“作家靠作品说话”的正道。而另外一些所谓“文学名人”的出名就很可疑了。他（她）们或是通过出版商策划、批评家曲意吹捧、媒体反复炒作而出名；或是借助骂人，通过争鸣制造文坛事件而出名；或是通过装神弄鬼，“你说东我偏说西，你说北我偏说南”的“另类”做秀、包装出名，或是简直自己都不要做什么，像哄抬物价一样，大家说着说着，“一不小心，就出了名了”。总之，在这文学与商业、媒体联盟的时代，在这人心浮躁，人人追星的时代，成为文学名人，与其他领域一样，要说难就很难，要说容易也很容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出名之路千万条，条条道路通罗马。
由这些文学名人我忽然想到那些曾经影响了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文学巨人。何谓文学巨人（或称“文学大师”），这也许不是一个需要理论探讨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早已彰示了我们：那些创作出经受了时间和读者考验、被文学史所记载、被后世奉为经典、超越时空的第一流作品的作家们是也。同样是文学巨人的罗曼•罗兰曾经如此评价他们：“像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科罗斯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命运相汇合，另一股则蕴涵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又给诗人们和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光荣。”英国诗人杨格则从独创性角度热情赞颂这些文学巨人：“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地添上一个新省区。”如果以此来观照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名人，相差何其远矣！前述那些伪名人就不用提了，就是那些曾经靠作品而一举成名的名人们，今天还有多少人在严肃地守护着文学，像那些文学巨人一样，不断地向社会，向读者奉献出杰作，永远信奉“作家靠作品说话”？“诗穷而后工”，“孤愤出诗人”，可他们一旦成为文学名人，如前所述，日程排得满满的，生活舒适安逸、丰富多彩，五光十色，左右逢源，一种被他人尊敬，被社会承认，名利双收的满足感时时充盈在心头，除了零打碎敲的杂感、回忆和即兴讲话，哪里还写得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即使是那些仍在坚持创作的文学名人，看看他们的作品吧，充满了重复，重复别人与重复自己，平庸、老生常谈和粗制滥造。严格地说，一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称之为创作，而只是一种泛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但因为他们是名人，重复和粗制滥造也变成了好文章，也受到批评家和媒体的关注和好评，这又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重复和粗制滥造。一些文学名人的不自知，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殊不知，他们与文学巨人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
当然，我的意思决不是要文学名人都成为文学巨人。一个民族、时代要产生属于它自己的文学巨人，需要多方面条件，其概率有时是非常低的。但是，从逻辑上讲，我们这个时代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文学名人，产生文学名人的概率相对就要比其它民族和以往时代要大得多。因为任何民族、时代的文学巨人都不是从天上冒出来的，而是一般都经历了一个从默默无闻到成为文学名人，再到成为文学巨人或文学大师的过程——如果这些文学名人的名是真正地建立在其作品上的话。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文学名人，却至今没有产生出文学巨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时下一种最流行的解释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大众文化的时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泛文学时代，或称“后文学时代”。这个时代不再会产生，也不再需要经典文学和经典作家，文学不再需要天才，文坛也不再会产生大师。总之，是时代使然，时代只产生和需要“名人”，而不产生和需要大师。“这样很好，我们不会受到天才的袭扰，碌碌无为的生活不用担心被他们揭露，伟大的阳光不再通过天才手里的镜子刺痛我们的双目，我们的耳边不再响彻天才从云端中传来的崇高的雷声。”（吴亮：《文学不再需要天才》）因此，如果有条件、有机会，就让你和我心安理得地、志得意满地当当“文学名人”吧。
事情难道真是如此吗？那么，众多中国作家心头挥之不去的“诺贝尔奖情结”，广大文学读者对当代文学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对当代文学大师的期盼，一部分作家对立志写出“第一流文学”（王小波）“成为一代高手”（刘恒）的追求，人们对经典文学和经典作家的敬畏，等等，这一切又该如何理解？
显然，不是时代、社会和读者不需要文学巨人，而是众多已经成为“文学名人”的作家，已失去了向文学巨人登攀的追求、品格与能力。“取法于上，得乎其中；取法于中，得乎其下。”成为文学名人，不仅没有使他们向文学巨人前进了，反而是大大地后退了。他们已经为名所累，为名所诱，为名所乐，陷入前述文学名人的种种情状中不能拔身，有的早已心安理得，及时行乐；有的虽然心有不甘，但却身不由己，对于文学巨人的追求，最终也不过是以“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聊以自慰。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名人”离文学巨人究竟有多远？这个话题，也许需要有人写一篇大文章，更重要的是需要作家们自身的反思。在我看来，他们既缺乏成为文学巨人的“诗内功夫”，又缺乏“诗外功夫”。前者指的是独特、深刻的思想，丰厚的文化内涵，丰富充沛的感情，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人文知识分子的胸襟、胆识，概括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人类意识，生命体验、艺术上的独创性与客观性的高度统一，等等，这一方面人们已经谈得很多。针对前述“文学名人”们的种种行状，我觉得，在这文学日益商业化、新闻化、作家日益明星化的时代，他们走向文学巨人的第一步，需要的是安贫乐道，甘于寂寞，学会孤独，拒绝合唱，超越世俗，坚守文学。需要的是永远信奉“作家靠作品说话”的信条，永远执着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永远保持对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的敬畏和谦卑。米兰•昆德拉说过：“作家的自我仅仅存在于他的作品中。”“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物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川端康成得知自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第一个反应竟是对妻子说：“不得了，到什么地方藏起来吧！”对此后而来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不间断地采访、拍照，他感到极大的厌烦和倦意。钱钟书拒绝接受《东方时空》的采访，王小波生前默默无闻，他自觉地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多次声称：“信不过话语圈。”这一切，对于那些已经被新闻化、明星化的当下众多“文学名人”，不是一种警醒和启示吗？
一个有着太多文学名人而没有产生出文学巨人的时代、民族，是注定不会向世界贡献出伟大的、第一流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其文学是注定将被后世遗忘的。已经对众多文学名人深感失望的我们，常常禁不住在内心渴望：名人们活跃的身影何时少些，当代中国的文学巨人何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