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长沙《浮世绘》

作者:王跃文




  何立伟的新作《大号叫人民》,不知该叫做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集。有些《世说新语》的意思,一个一个的人物和故事。这类文字,本可从中诞生典故或成语的,惜乎中国文明落地太早,而且早熟,后人用的所有语言材料,尽是古人牙慧。这本书里写到的那些富人,穷人,先富后穷的人,先穷后富的人,出过洋的高等人,没进过城的乡里人,富贵而有闲的人,下岗而不得不闲的人,做警察的,唱歌的,画画的,做生意的,打工的,守门的,开饭铺的,谈恋爱的,杀人的,各有各的酸甜苦辣,各有各的口吻声气。个个鲜灵生动,见性见情。仿佛招呼一声,他们便会应答着从书中跳将出来。
  书里写的又都是长沙人,正是我寄居的城市,更加备感亲切。书中描绘的图景,市声鼎沸,鱼龙混杂,起落浮沉,好像开锅的皮蛋瘦肉粥。把它比作中国当下文字版的《浮世绘》,应是比较妥当。这样的选材、视角和叙事,除了文学上的意义,还应该具有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上的意义。这样的文字大概不会过时,日月越久远,越具有标本价值。
  何立伟在文坛久有美文家的声誉,其文字极有魔力。他便是活生生把规范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嵌到极口语的长沙话里,严丝密缝,原汁原味。长沙土话在他的书写中活起来,成为规范传神的书面语言。这是对汉语书面表达的丰富与创造。我因耽读何立伟的这些文字,学到不少长沙语气。譬如他文中人物口白,喜欢用的语气词“来”,这是说话时表示强调的语尾助词。“葛总是我们知青的骄傲来!”“还不是你们男人来!”如果再用长沙腔念出来,几多有韵味。
  毕竟口语同书面语言是有区别的,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不敢想象谁能把口语百分之百地搬到印刷物上,更不用说用所谓纯正的口语写小说。何立伟是把面粉揉得很熟了,再把它做成拉面或饺子,带着浓浓的麦香,却已不是麦子或面粉。我最感兴趣的是何立伟给书面长沙话加入了几分古韵,仿佛接上了古长沙的地气,仙灵和儒雅多了。他写人状物,用字极省,好像多写一个字就需要他付钱。所谓惜墨如金,只有求助古句式。比如《猴子》一篇写道,“老树是个义道人,遂可与之交”。《聂子》一篇,“我们皆遗憾,她亦神色黯然,于泪光中登上北去的铿锵列车”。这两句稍改动,就是地道文言文了:“老树义道人也,遂与之交。”“众皆惋之,聂子亦黯然,遂登车北去。”何立伟惯于用这类“文言文”,但这文言文又极口语化,浑然天成,通俗,灵性,美。
  好像是汪曾祺说过,写作是个手艺活。我很佩服何哥的好手艺。他经营文字,就带一股子工匠对手艺的神圣。这是写字的人起码的职业道德。现在写字讲职业道德的人亦是不多,能敬畏文字的人就特别值得敬重。
  何立伟是性情中人,修得几分魏晋中人的风神,散淡、洒脱、爽朗、高峻。铮铮有骨且又随和安逸,懒洋洋中又有着天性的警觉。有些名士派却又不故作清高,心怀大悲悯却不故作多情,偶尔多愁善感却又颇有节制。这些秉赋也就在他笔下的文字里,所谓文如其人,古人此言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