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中国作家的生活方式
作者：陈 冲
不过这仍是一个值得一试的题目。这里面有不少饶有兴味的内容，而其中的大部分兴味，就在于“生活方式”这个说法的模糊性。
我最先知道有“生活方式”一说，是在1950年代初。我那时候在上海。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刚解放那阵，还有一些旧事物的残留。比如，人们一面兴高采烈地唱着《解放区的天》、《嘿啦啦啦》，一面也会私下里哼几句《夜上海》、《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对男士称“先生”，对男童称“小开”，对女士称“太太”“小姐”(但“野鸡”不叫“小姐”)，甚至持续到1954—1955年。美国影响的残余自亦难免。路边摊头上常见美国旧货。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些电影院里还在放美国旧片，甚至仍在用着旧的电影海报，像《出水芙蓉》的海报上，便赫然写有“美女如云、大腿如林”字样。直到1950年过完之后，确切讲就是抗美援朝开始，才掀起一阵清除这些旧残余的风暴。这场运动的核心，是彻底批判、清除“亲美”、“恐美”思想，而清除“美国生活方式”，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种种危害性，也知道了美国的可恶罪行之一，就是在全世界到处推行他们那套腐朽的生活方式。
我那时候真的很俊杰，压根儿就不曾想到问一声“什么叫生活方式”。1951年参军，进了军干校，觉悟更加提高，不齿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其典型的、突出的代表。我们学习用的钢笔，是醮水笔，入学时发两支笔杆，以后每月领两个笔尖。两个而非一个，是因为我们学的是财务，记账有时要用红笔。不过因为用红笔毕竟不多，后来就改为每月一个笔尖了。我们用的蓝墨水，其实是紫“墨水”，班长领来固体龙胆紫，再用水化开当墨水用。固体龙胆紫有时块儿很大，需要先砸碎，砸的时候会很小心，最细的末儿也要仔细收集起来。用龙胆紫写出来的字迹相当好看，有点儿发亮那种，可是后来为了节约，化时多兑水，淡了，就不亮了。我们都说，亮有什么用?为追求好看而浪费，那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我们用的毛巾(并没有洗脸、洗脚之分)，即使用到有了破洞也不扔掉，因为破洞总是在毛巾中部，把两头没破的剪下来，四块缝在一起，又是一条毛巾。如果那时有人对我们说“洗脸毛巾不可用到发硬”，肯定会把人说得愣在那里多半天动弹不得。
要到很久以后，才察觉那时的思想虽然肯定是正确的，但其中毕竟缺了点什么——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美国生活方式咋回事儿。回想起来，我所知道的具体事例，无非就是留个“阿飞头”，穿条“小裤脚管”等等。美国人都那样过日子?如果那种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美国不是还有很多穷人正等着我们去解放吗?那么，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之前，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很腐朽吗?那样的话还值得去解放吗?
再后来，有人告诉我们，美国的穷人也不值得同情。比如美国的失业工人，他们被解雇时，能领到一大笔钱，他们就用这笔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去爬山，去晒太阳，钱花完了再回家，站到马路边上，手里举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
我开始把“生活方式”当个问题比较认真地去想，是在1984年左右。过了几十年的“紧日子”，已经觉得很正常了。当然，过到后来，也有些明白了，那未必全是因为艰苦奋斗多么光荣，其实还是物资匮乏的缘故。问题是，不管怎样地抓革命促生产，物资总是一如既往地匮乏，好像中国就是这么个国情，什么东西都不够用。没想到啊没想到，一个改革开放，几年工夫，物资就相当地充裕了。还有一层，就是那时候我写的小说刚“崭露头角”，只要写得出来，一般都能发表，有的还能多次被转载，工资加稿费，多半个“万元户”了。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工厂的生活区，生活区大门口，有各种小摊贩。有一回去买烤白薯，就和卖烤白薯的小贩聊起来。结果我得到一个极深刻的印象：这位小贩的收入，和我大体持平，但我们所过的日子，却很不一样。过的日子不一样，对很多事的看法、想法也就很不一样。稍后，市文联组织我们去采访一个先富起来的村。这个村是靠生产、销售那种劣质化纤毛线富起来的。富到什么程度?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介绍说：就拿搞销售的来说，出去跑一趟，个把月吧，你们猜能挣多少钱?那钱多得人们顾不上数了，都是上秤称，多的一斤七八两，少的也是一斤高高的。我能理解，人得意的时候，有点儿忘形也是正常现象，别管这“一斤”是一千还是一万，反正这个村富了。这中间我去了回厕所，发现这些富起来了的村民们，仍然在用旧报纸、烟盒纸擦屁股，没有一个用卫生纸的。
我想这就是“生活方式”。
从用什么纸擦屁股，我预测这个村富不了多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预测分毫不爽。
这只是“比较认真”地去想。真正称得上认真思考，还是在后来，即我们的“思想界”一本正经地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时候。不在那个“界”，不敢乱插嘴，只是在晚些时候读到一篇文章，觉得“甚合吾意”。那篇文章讲到了“生活方式”。关于美国的学者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在特定的超市购物，子女都在特定的学校就读，感觉上还有点“隔”，但关于美国影评人的一节，却是印象深刻。美国影评人有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自律”，就是不与电影界(制片人、导演、演员)来往，惟一的例外，仅限于他常去的那家电影院，而这种“关系”又仅限于为他保留一张首场电影票，但票款必须照付。他要在这种状态下看过电影之后写出影评，第二天见报。惟其如此，那些制片人、导演、演员，才会在影片首映的第二天，怀着紧张的甚至忐忑不安的心情，赶紧翻阅各地各大报的影评。
直到这时，我才悠然记起当年的可爱。想当年，在批判有人居然羡慕美国生活方式时，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那么腐朽的生活方式，怎么还会有人羡慕?为何竟没有想一想，既然有人羡慕，它是不是确实有值得羡慕的地方?当然，这也是在比较中悟出的。我们的制片人、导演、演员，在影片首映的第二天，全都“笃定泰山”，因为将要出现的评论，全都是他们安排的，甚至是他们审阅、“斧正”过的。肯定是一片赞扬声，偶有相反的声音，也绝对不会“直指命门”，倒是很能刺激观众的好奇，买票去看个究竟。
又过了若干时日，忽然听说，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界，有人提出一种叫做“批评家中产阶级化”的主张。我也不在那个“界”，不知道那个“中产阶级化”是什么概念。私下里瞎想，想到经济学界争论过中产阶级的标准问题，虽然仍因为不在那个“界”，不清楚有没有达成共识，但印象当中，总得年收入在多少多少万以上，才算中产阶级。那么，作为文学批评家，要保持中产阶级的那种超然，就很难挣到够格跻身该阶级的多少多少万。所以这个“化”，好像不是从这面“化”不成，就是从那面“化”不成。其实它倒是个生活方式问题。生活方式也得有经济前提，不过，只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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