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谁红跟谁急》辑前小语
作者：韩石山
在中国文学界，我要算个恶人了——不必加上引号，我能承受得了。
最早听到这话，是一次饭局上，一位朋友对我这么说的。
我怎么会是恶人呢?当时没说什么，心里却很不以为然。上学十七年，教书十一年，写作二三十年，平日手不释卷，笔不辍耕，出身不好，蹭蹬大半生，就是现在，仍不时遭人白眼，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恶人？
看出我的不屑，朋友说道：我知道你不服气。可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接下来一一列举：
谢冕是北大的名教授，声名如日中天，门生故旧满天下，不过编了两套内容重复的“中国文学经典”，能说是多大的过错，别人都不说什么，偏偏你就不依不饶，大张挞伐。
王蒙的地位何其尊贵，成就何其卓著，七十岁写了部长篇小说，说自己是抡圆了胳膊写的，好坏在其次，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偏你就不认账，说人家是“荡妇心态”，你不觉得有失忠厚?
陈漱渝是鲁迅研究专家，一次演讲中，不过借鲁迅说事，歌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你就揪住不放，害得人家只好向有关部门告状，你就给捅了出去，弄得人家灰头土脸的，做事岂能如此之甚!
魏明伦，多有文化的一个戏剧家，为自贡灯会出了个对联，就是不怎么地道，也还能说得过去，你就那么恶毒地挖苦人家。
还有，中国作家一次次向诺贝尔奖的冲刺，虽没有成功，其精神之可嘉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你竟嘲笑他们用力过猛，一个个陈尸斯德哥尔摩西郊的墓地。中国各省作家自称某军，纵使自高身价，也是人之常情，怎么就说人家这是没出息的做法?光兴你单个出名，就不兴别人抱着团儿出名y还说你不是恶人!
朋友已有几分醉意，一面用筷子指点着，一面气势汹汹地说着。
我连连点头称是。
现在我把我的这些恶行编为一本书，书名叫《谁红跟谁急》，希望能坐实朋友的指责。好些文章都是多年前写的，为了让年轻朋友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每辑文章(有的只有一篇)前加了一些文字，交待事情的原委，也说说我当初的想法。可以保证的是，绝没有辩白的意思。
王蒙
写王蒙的这三篇，第一篇和第三篇隔了十好几年。约略说来，正是王蒙写作的三个时期。第一篇《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1988年写的，当时他正当着文化部长，光焰万丈，如日中天。第二篇《王蒙，是又怎么样》，1992年写的，他已丢了官儿，正遭到一种大有来头的批评，史称“稀粥事件”。第三篇《“抡圆了”的风险》，2004年写的，这年春天他的长篇小说《青狐》刚刚出版，文化界里正在掀起一股烈焰腾腾的王蒙热。
我是个不谙世事的人。写第二篇时，没有想到与第一篇有怎样的关联，写第三篇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与第二篇有什么关联。然而，如今一看，恰在他的三个关键时期，都写了批评文章。是不是可以说，即时性的批评，也自有它长久性的意义?真要是这样，我该为自己敏捷的反应而感到自豪。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一篇有肯定也有批评，第二篇看似嘲讽，实则是声援，第三篇就全是批评了。也就是说，随着王蒙的声望日高，批评的力度也越大。从做人上，这是一种失败，至少也不合时宜，但从批评的品质上说，是越来越高了。
需说明的是，《“抡圆了”的风险》初发表时，署的是我的另一个笔名“方仲秀”。一则这篇文章是在我编的《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上发表的。这不是主要原因。再则，是不是也有不愿意开罪这位文坛大佬的意思?得承认，是有的。事情缘于，2003年秋天，我曾受邀参加过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王蒙作品国际研讨会，人都有见面之情，此后再想写批评王蒙的东西，心里先就有了障碍。不愿开罪，心里又痒痒的想写，写出来只好在自己编的刊物用笔名发了；寄给别的刊物，人家就知道是谁写的了。
此亦看出我的卑劣。
刘心武
这里本来该放两篇文章的，一篇是此文，一篇是此文中提到的《文学自由谈》上的那篇文章，名叫《何日看遍长安花》，收入我的随笔集《黑沉中的亮丽》，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一是那篇文章较长，谈到的不止刘心武一人，再是谈刘心武的部分此文中大略说到了，就不重复收了。
刘心武无疑是新时期作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当年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当过《人民文学》的主编，那可是个重要的“文学的位置”。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大人物，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或许是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员吧，他似乎有种“教师情结”，总想教导别人点什么，而所教导的，又每每出乎常识之外，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之外。不知他真的就这么傻，还是要装得这么傻，一时真还弄不清楚。像《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这样的文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怎样的荒唐，也就不会写了。
汪曾祺
想起来，我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常是在作家，还是那些名作家最得意的时候，斜刺里冲出来给上一闷棍。对汪曾祺的批评，就是这样。
中国的一些老作家，常是像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那样，长着一把让人敬重的胡子，说的话儿，做的事儿，却不能让人敬重。汪曾祺与林斤澜是一对好朋友，这在文坛谁也知道，轮到汪曾祺写林斤澜了，什么话不能说，偏要夸他是个“漏网右派”。
后来在《沙家浜》的署名问题上，汪先生的表现，也不像个有胸怀的人。这种事情，错了就是错了，疏忽了就是疏忽了，根本没必要说那些辩解的话。你得想想，那个写出沪剧《芦荡火种》的人，也是个和你一样的知识分子，他已悄无声息地死去了，而你却如日中天。再就是，就《沙家浜》的演出本说，肯定是一种集体的创造，你把它堂而皇之地收入《汪曾祺文集》，真的就一点也不羞愧吗?要收也可以，你可以收入你最初给剧团提供的那个草稿，如果你还留着的话。退一步说，《沙家浜》里最好的也就是《智斗》那一场，你要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那一场是你写的，把它收入你的文集也行。就那也得注明它的故事是别人写的。
不止这一桩。汪先生名声大了之后，似乎特别爱惜羽毛，刘不利于自己的事，总是多方掩饰，自高身价。对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的表现，他的——位联大同学，曾著文予以披露。我主编的《山西文学》发表过张源潜的《西南联大旧事》，其中说：
汪学长常说，他是冲着沈从文才报考西南联大的，此话十分动听。但对照史实，汪是1939年夏报考联大，而沈是1939年9月才应联大师院之聘，比汪的报名要迟几个月。再有，1944届大四一律征调为美军译员，汪也在这一届。他原应在1943年毕业，因英文不及格，重读而推迟一年。他没有去译员训练班报到，为此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与他同时开除的有好几名，其中有两个立即悔改，去译训班报到了，便撤销处分)。为此，毕业生名录中没有汪曾祺的名字。他对访问者解释说，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而不去报到的。这话很难教人相信。战争时代，穷学生没有完好的裤子的比比皆是，就是教授的裤子也少不了打补丁。何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