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也说《秧歌》与《赤地之恋》

作者：赵稀方

乃是她在“三反”运动中所见到了登载于当时《人民文学》中的一份自我检讨。这份检讨的作者提到：他在华北某农村工作时，当地农民聚众抢粮，受到镇压，当时一位指挥开枪的老干部对他说：我们失败厂。张爱玲说《秧歌》就是根据此事写成的。信以为真的国内学者艾晓明教授，专门去图书馆寻找这份检讨。结果反复查阅1952年全年的《人民文学》而不能得，她不甘心，又从1950年一直查到张爱玲去港的1954年的《人民文学》，乃至《文艺报》，仍不可得(见艾晓明《乱世悲歌》，广州出版社1998年12月版)。需说明的是，艾晓明本身对于《秧歌》评价甚高。其实陈若曦已经有过回忆：当时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曾告诉她，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是在他们的授意下虚构的。事实上，张爱玲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据水晶晚年对于张爱玲的采访，张爱玲曾主动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另外，水晶告诉张爱玲：《秧歌》的结局动作太多，近乎闹剧，冲淡了故事的“抒情”格调，不能令人满意，张爱玲对此意见没有异议，并鼓励水晶将这种评论写下来。
　　按照傅雷的说法，张爱玲是一个充满才华却不明白自己的才华所在的作家，她能写出空前绝后的《金锁记》、《倾城之恋》，但接着又写出了拙劣的《连环套》。傅雷认为，《连环套》之所以拙劣，是因为书中所写的印度富商和广东养女的故事是张爱玲所不了解的，故书中所写的人物与其身份毫不符合，西方人和广东人都操着可笑的《红楼梦》的语言，“错乱得可笑”。傅雷说：“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划，单凭着丰富的想象，凭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这段评论用在《秧歌》和《赤地之恋》上也十分地恰当，在香港张爱玲再次错失了自己，只不过这次她不是“不自觉”地走上了“趣味性”的路，而是“自觉地”走上了“政治化”的路。傅雷的批评是准确的，时过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于《连环套》提出了较傅雷更为苛刻的批评。从水晶对她的采访来看，张爱玲晚年对于《秧歌》和《赤地之恋》也有了新的估价。张爱玲毕竟是聪明人，她终于会清醒过来。但我们的很多评论家们，却至今还没有清醒。
　　张爱玲曾于1939—1942年间在香港念大学，对香港有所体验。她曾在4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中对香港有过出色描绘，我们有理由期望再次来港的张爱玲给人们献上表现香港的杰作。没想到她在香港陷入了政治的旋涡，为我们“制造”了这样两个内地的故事。这一次她在香港，其实仍然还是个过客，没过几年，她就飞到美国定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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