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历史叙述中的人文思考
作者：白 烨
洋洋百万言的《圣天门口》，需要慢慢品味和仔细研读。就我的粗浅阅读感觉来看，恢弘的结构与繁复的叙述之中，力作的品格乃至史诗的气象都是显而易见的。但给我更多震撼的，是这部作品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的与刘醒龙以往创作的明显不同，这些不同中有的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取，有的则是与以前的刘醒龙完全不同的新质显现，甚至是颠覆性的新变。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这部小说看作刘醒龙创作发生脱胎换骨性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凤凰琴》、《分享艰难》、《秋风醉了》、《威风凛凛》等小说崛起于当代文坛的刘醒龙，一直擅长于也醉心于现实题材的写作，尤其是直面艰窘的乡土现实、塑造刚劲的平民英雄；而且，由作品透示出的作家主体来看，也是格外的爱憎鲜明、臧否分明，毫不掩饰自己对人对事的好恶所在。
但在《圣天门口》这部作品里，刘醒龙变了，较之以前变得比较复杂了，又相当蕴藉了。他书写了一段让人荡气回肠又让人氤氲不明的天门口镇的近代演变史，这段主要以雪、杭两家大户的世代相争为主线的历史，又有诸多繁复的线索相互缠结，这里有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暗中较劲，更有红白两方和国共两党的生死对抗，还有搅和在其中两家、两方之中的男女恩怨、情爱纠葛。在这样犬牙交错的矛盾冲突之中，作者跳出了惯常的意识形态思路，从民间的视角、人本的立场，客观地揭示了天门口镇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不同势力的此起彼伏和不同倾向的此消彼长的演变进程，而在这一进程中，观念的抵牾演化为势力的冲突，势力的冲突集中为政治的较量，政治的较量浓缩为暴力的争斗，暴力的争斗简化为人际的杀戮。即便是在同一阵营之中，由怀疑和猜忌上升为路线斗争又演变为“清理”与“清除”的运动，也是以人的杀戮为旨归。这些由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总体构成的政治斗争，都有看来正当的理由和似乎堂皇的说法，但最终却铸就了天门口镇杀人如麻和血流成河的悲剧历史。当一个镇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走向了以暴力为主的恶性循环时，在群体与群体的相互伤害，个体与个体的彼此算计的争斗之中，如何无视人的存在，泯灭人的个性，虐杀人的个体，如何把人不当成人，《圣天门口》一作可以说书写得淋漓尽致，揭示得无以复加了。
天门口镇这段战旗猎猎又伤痕累累的历史，最典型不过地表现了暴力革命在推进历史进程之中的双刃剑性，它一方面加快了政治力量的消长，强化了政治威权的存在，但代价却是那样的巨大，不只破坏了乡间的田园诗意，还摧毁了传统的人文伦常，使人与人之间疏远了，心与心之间隔膜了，情与情之间生分了。在整个作品的意蕴之中尤其是那个小教堂的象征，以及在暴力斗争中一直如鱼得水又逞性妄为的杭九枫的渐渐醒悟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蕴涵其中的深沉忧思和深刻反思。而这无疑既是惊人猛醒的，又是引人长思的。
以前的刘醒龙笔下多是酷烈的生活，刚劲的人物，甚至主要以雄性十足的男性形象为主，这次写《圣天门口》一反常态，表现出了轻盈、舒缓、阴柔和隽永的一面，具体来说就是作品写女人，写爱情，不仅篇幅较多，而且精彩纷呈。几个女人柔情似水，各具其美，几出爱恋缠绵悱恻，意味深长。作者笔下的阿彩、圆表妹、雪柠、杨桃、线线、丝丝等，各具丰采，又各各不一；尤其是阿彩，亦丑亦美，又媚又烈，跟谁都有出彩的故事，始终是作品里的一个亮点。这些女性再加上梅外婆、雪大奶、雪蓝、雪荭、麦香、紫玉等，作品以毫不逊色的女性群像构成了天门口镇从性别群体到情感世界的重要一极。这样一极在作品里，不只让惨烈减缓了，生活温暖了，人物凝重了，还在内在精神的层面上，以一种柔性之情、平和之美暗中反衬了暴力主导下的历史取向的非人性和非理性的一面。在暴烈的斗争和酷烈的情势面前，她们是无力又无奈的，而这种无力与无奈，绝对不是只属于她们的悲剧。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阿彩，带着一身的创伤和满腔的热情投身革命，但穿过了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却倒在了和平年代里红卫兵的无情批斗之中；而以布施“福音”为己任的梅外婆，在费尽心机、劳尽心力地救赎了许多人之后，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力不从心，深感“以一己之力来救赎一方”的不可能，心力交瘁的她怀着遗憾和失望死去，却给天门口人留下了无尽的玄思与怀想。在这里，刘醒龙同样埋设了他对历史反省的内容。让人为之惊异的是，粗人刘醒龙在这里变细了，细得不仅从男人的角度看女人，也从女人的角度看男人和看世界。
读完《圣天门口》，作者所倾力书写的鄂东乡镇——天门口，作为一个整体的客观形象和精神象征，渐渐地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豪杰辈出、遍地枭雄的地方，又是一个内乱不止、内耗不已的地方。从生活到文化、从经济到政治，外界的一切响动都在这里有着自己的回响，因而一切也都不那么简单，也就不那么正常。但在这样一个是非之地、动乱之地，由梅外婆、雪柠、雪蓝和雪荭等雪家女性为代表的把传统伦理与基督教义融合一起构成的人间“福音”，不断在争斗和杀戮中响起。天门口的不同派系的人们围绕着小教堂，上演的一出出恶行与善举、整人与救人的活剧，都让天门口镇的上空不时闪烁着人性精神的亮光与曙光；虽然它时常被更为强势的非人的暴力斗争所遮蔽，所消解，但它顽强地存在着，坚韧地回响着，这一切使得天门口镇具有了一种不屈又不甘的灵魂，那就是植根于雪家女性、藏匿于民间社会的人文传统和宗教情怀。在这个意义上，“天门口”不妨看作是“白鹿原”之后，又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圣地。正因为葆有这种深厚的精神，并使它浴火重生和努力弘扬，我们才有了反省历史的精神坐标，才有了直面现实的可贵勇气，也才有了走向未来的坚定自信。近年来，不少作家都受福克纳“邮票”说的影响，在小说中都以某个地方为场景给予浓墨重彩的描摹，但那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并非精神植根的沃土。因为还称不上是精神文化的故乡，因而够“圣地”资格的更加寥寥无几。在这样的意义上，刘醒龙取书名时在“天门口”之前加上“圣”字，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当之无愧的。而刘醒龙营造出“天门口”这样一个在重述历史中反思历史的“典型环境”，可能是他这部作品的最大贡献之所在。
《记者行吟》 伍松乔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应变与超越》 伍松乔主编 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