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居大不易白乐天
作者：李国文
公元789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诚，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顾况不怎么甩他，因为他的名字不讨这位大牌诗人喜欢。
著作，是官名，也称著作郎，主撰国史，隶属于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水衙门里，混口饭吃，绰绰有余，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可并非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点不安心，有点不自在。
中国文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点，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性，饮饮老酒，消食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郎当起来，万一胡说八道起来，谁来替他擦屁股？果然，“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唐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马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跟以前那样巴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点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这一点，当过右派的我，倒是蛮有体会的。
于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顾况赏识的这段嘉话。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五代•张固《幽闲鼓吹》）
白居易这次面谒顾况，与他“初举”、“应举”，了无关系。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是在公元799年（贞元十五年）。而顾况被贬饶州，为公元789年（贞元五年）间事，后来，顾况隐居茅山，为公元793年（贞元九年）间事，这位早就受了道，早就隐居山林，怎么可能跑到长安去，专程为白居易鼓吹说项呢？所以，真实的历史，应是顾况在贬官南下途中，与白居易有了这次接触。
类似的文字记载，还见诸于《唐语林》、《全唐诗话》、《唐才子传》等书，看来，顾况赏识白居易，道路传说，反响很大，才留存文人笔墨之间。那时，白居易才十九岁，名不见经传，而顾况乃诗界大腕，文坛掌门。尤其在李白、王维、杜甫等顶级大师死去之后，就他独撑唐诗一片天，因此，他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也推上了仕进之途。
第一，名人说话，第二，作品过硬，白居易顿时顾了明日之星。这对他公元780年（贞元十六年）第四名进士及第，对他公元782年（贞元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对他公元806年（元和元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他公元808年（元和二年）任翰林学士，便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缙绅豪门的保举，名流雅士的推荐，十分要紧，干系重大。顾况那时，若是有作家协会的话，弄个主席、副主席当当，他不一定像今天某些同志那样积极，那样投入，那样奔走，那样抓耳挠腮的。他摆在那里，那些沐猴而冠的家伙，先就自惭形秽了。这位继续高举盛唐诗歌风韵的前辈，出来为白居易打保票，还有哪位主考官，敢不当回事呢！
这则文坛佳话，实际意义不仅如此。
顾况所说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难”，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闲话，而是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慎思熟虑的真理。什么叫“居”，仅仅是指遮风蔽雨的屋子吗？若这样简单化的理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所谓“居”，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际；小者，意味周遭；实者，物质世界；虚者，精神空间。一言以蔽之，“居”即人的生存环境。对文人来说，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伪劣，非投机倒把，非虚抬行市，非狗屁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华，真有思想，真有灵感和想象力的作家、诗人，追求既广阔，又自由，无拘束，无疆界的创作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关在一个笼子里的鸟，可能感到寂寞和无奈，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作家或诗人，那很可能就会发疯。因此，顾况这句看似无意的戏谑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那时还年轻的白居易，也许未必能够理解顾况，对他姓名调侃的真意。因为这位著作郎，其实也是在长安“居大不易”，才卷铺盖走人的。所以，我在臆测，白居易要到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才明白其中堂奥。
那年，他四十四岁，按孔夫子教导，已是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位诗人，仍旧改不了他那多血质，好冲动，重感情，易愤激的性格。结果，为当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无端刺杀，政府反应迟缓，跳出来打报不平，申张正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贬江州，尝到他平生第一次失败的滋味。
人家告诉他，老弟，为什么要打你的屁股，因为你越位了。什么叫越位，就譬如一间屋子里有很多人，比你有发言权的多的是。你的爹，你的妈，你的娘舅，你的姨妈，还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轮不着你第一个抢着说话。老弟，你要记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逊，那荒岛上只你老哥一个，你怎么折腾怎么是，可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耍跟头巴式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头以后，他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子谨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岁，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算是长寿者。后四十年，他一直贯彻至终这个目标，一直身体力行这个方向。第一，努力在物质世界中，营造最为适宜的生存条件；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在中国，其实聪明的文人多的是，但活得不那么辛苦，不那么操劳，不那么忧心，不那么负担的聪明人，却很少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诗《吾土》，“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脱，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其实，白居易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以敢言直谏，慷慨陈词著称。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质性格所决定了的。在元和十年（这是他生命转折的关键一年）以前，他是经常上书，面折廷争，谠言诤论，以忠忱报效自任。《旧唐书•本传》里，有这样一段关于这位关东汉子，有点倔，有点犟，有点拧，有点一根筋的性格描写。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吉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