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底层写作”四人谈

作者:司 晨 等




  史静:文学评论面对新创作、新思潮、新风格的出现曾经是那么自信。在上世纪90年代,“新写实”“新状态”“新都市”“后现代”“后殖民”“后新时期”等等以词汇的延长和混合为特征的命名方式都曾那么迅速和熟练地不断充塞刊载当代文学创作的媒体,正体现了那时候这种心态。也许文学的线性进化论是被义无反顾地打破了,不过却是以术语的线性变形为替代表现出来的。文学的新状态在那时候更像时装界的时尚,裙子的长短、色彩的深浅、挂饰的大小无论多么变化无穷,总还是围绕着两个袖筒、两条裤管(一线裙摆)和标准诱人的模特的躯干,依凭着排列组合的规律,展开的。怪不得尼采在文学界永远流行呢,他的一句“永恒回归”就几乎完美地概括了现代主义的攻克传统文学的“巴士底狱”的美学革命之后文学领域的大小叛乱。对在新世纪文学将会面临的艰难处境,文学界很长时间以来曾经做过不少预言,其中有极度悲观的断语,也有相对乐观的前瞻,应该说大家对新世纪当代文学的前景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新世纪文学的景观真正降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还是猝不及防,感觉眼花缭乱。研究者的耐心和批评家的敏锐反而更多地涂抹上了谨慎的色彩。其中“底层写作”的出现和命名就体现了这种包裹着概括和归纳的自信背后深深的自我怀疑。
  司晨:史静的这番开场白,对中国过去十余年的文学潮流做出了自己的概括和批评。今天我们谈论的“底层写作”是近两年中国文坛的一大热潮,已有不少批评家都对此发言,试图在理论上予以阐述,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什么是底层?”、“什么是底层文学?”、“我们如何叙述底层?”以及“底层如何自我表述?”等等问题上。这些疑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史静刚才所说的批评家们的“谨慎”和“自我怀疑”。我建议我们的讨论也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但我更希望我们不要仅止于分析,还要大胆地做出价值判断,不能因为谨慎和反省(虽然这些也是必要的)而丧失了批评的勇气。
  刘稀元:“底层”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点不要怀疑,如果连这一点都要怀疑的话,文学批评真的是无可救药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底层,即使你身处底层之外,也是一样,最可怕的是你明明感受到了“底层”,你却以为还没感受到。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每个人感受到的“底层”都不一样,说出来的“底层”也不一样,当然背后的目的也不一样。有的是想作“底层”的启蒙者,有的是想作“底层”的代言人,有的是头脑一热随大流,比如说我自己。我本人住在校外,在清河一带,七八年前,那里还不是国家的信息产业基地,各色人等,鱼龙混杂。现在,其实也是,庞大的菜市场,盗版书云集,洗浴中心、发廊遍地,新疆人卖的羊肉串,西藏人卖的大砍刀、羚羊角、豹鞭(可笑的是,我刚看过《可可西里》,就在菜市场看见卖藏羚羊角的西藏人,朴实得很,一口一个老板地叫你。),应有尽有。在那里混得久了,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吃羊肉串时和新疆人喝上几口酒,拍肩膀,称兄道弟的,很随便。这里也是“底层”,他们有智慧,会生存,反正比我会生存。但清河那一带,一般冬天夜里九点半以后,最好不要上街,为啥?小偷、强盗、流氓也不少。他们也是“底层”。
  饶翔:在我看来,学究式地对“底层”做词源学的考证似乎并无必要,因为如稀元所说,我们虽然无法严格界定“底层”,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底层”,那就是处于社会金字塔结构最底层的部分和群体。“底层”主要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是以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并最终转化为经济资本,即财富)来衡量的。因此,底层这个群体或阶层又是处于动态的过程中。个人奋斗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想从底层挣脱出来的历史,古语有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概括地讲,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底层和上层的更迭史。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底层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从未消失过。大多数时候它沉默着,但它一直都“在”,并且不定期地“在沉默中爆发”。
  史静:有学者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城市中一个相当规模的贫困人口的出现;地方和基层财政的恶化;贫富悬殊的严重化,都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说这种贫富差距带来的是阶层化的划分,而不是阶级的划分,“阶级退场了,阶层出场了”,甚至一个大的家庭内部都会有很大的分裂:有的在上层,有的在下层。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序言中就指出了这种富人和穷人交相混杂的状况,父亲是下岗工人,也许儿子开着轿车,而这种阶层的混杂的状况带来的只能是分裂的主体和自身身份的模糊性。
  司晨:但我觉得“底层”这个概念的使用还有有些混淆。我从某些书写底层的作品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逻辑公式:底层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社会中最大多数也最优秀的群体;底层正在遭受苦难,也就是社会中最大多数也最优秀的群体在遭受苦难。在这个公式中的逻辑推理中,最关键的疑问在于:底层是人民,但是就能反过来推断人民就是底层吗?严格地说来,底层不过是人民中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对底层的定义又怎么能全盘照搬对人民的定义呢?底层又怎么能独自代表人民呢?
  饶翔:“底层”和“人民”这两个词在色彩上当然还是有区别的,但其构成主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在“文革”前后一段时间,人民主要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被赋予国家主人翁的荣耀,但现在这两个阶级已经褪去了“领导阶级”的光环,重新还原为社会底层。那么阶级论是否还适用于我们对底层/底层文学的分析呢?
  刘稀元:说到阶级论,如果从动员大众来看,还和从前那么管用。你想中国八亿农民,三四亿工人,如果用阶级论动员起来,那将是多么有力量!但是,要工人、农民都进行受苦受难的自我想象吗?在这样一个受苦受难的自我想象当中凝聚成为一个或两个阶级吗?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这一点现在也不过时,但是什么样的自我想象使那些人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这样的想象合理吗?如果不合理、不正确,那么,它的危害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史静:阶级分析/社会阶层分析已经是臭名远扬了,但是如果我们已然从当下的“理解力”的角度去说的话,它其实也不完全是面目可憎、一无是处的。“底层文学”就明显是社会分化的文学表现。有人曾经提到,在“文革”的时候是没有“阶级”,整天喊着“阶级斗争”,现在是“阶级”现实异常复杂的时候却没有什么人谈“阶级斗争”了。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底层文学”就是以前“阶级文学”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也可以从褒义的方面说,它是现实主义“阶级社会”批判的新的写作方式。首先体现在作品中打工者、农民、下岗工人等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大量出现。他们不断提醒和挑战社会良知。其次,表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失去了共同的社会理想。知识分子在不断走向“圈子化”,他们针对一个社会时尚进行讨论,然后发表。这种运作本身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质疑这个知识运作的方式和体制,因为这个“阶层”提出和书写“底层文学”的同时,也把自身的“阶层性”暴露在了大众的面前。
  司晨:虽然底层书用的不是人民这一个符号,但是过去文学中“劳动人民”这个无往不胜的概念下的所有品质,都基本被底层这一新符号给全盘接收了,如底层的质朴,底层的勤劳,底层的辛酸,底层的受难等等。但我仍然认为底层指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处于低端的社会群体,它具有的是一种经济学、社会学上的意义,但绝不可能在道德领域,美学范畴,更不可能在人性深度上就被赋予先天的优势。而某些作家和批评家依旧一厢情愿地要将这些美德加在底层头上,真不知道用意何在。居然还号称这是“现实主义”。我看是骗人骗己的现实主义。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