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活在长篇小说的时代

作者:狄 青




  当下的这个时代一直都在被各种各样的物质所界定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汽车时代抑或情人时代,一切都与物质有关。所以,当笔者看到有人把这几年的中国文学称为“长篇小说时代”的时候,不觉会心一笑,只是有点儿搞不清楚这“长篇小说时代”所承载的东西到底是物质多一些?还是精神多一些?毋庸置疑的是,“长篇小说时代”已经由现象而蔓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了,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千方百计为这一符号的确立而添砖加瓦,同时也在千方百计为自己获取这一符号。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写书的时代”,既然是写书的时代,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不管你承认与否,“长篇小说”、“不读书”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是它们共同当众把文学神圣感与神秘感的外衣剥了下来。当下中国的长篇小说年出版量有八百余部(一说有一千余部,年产量恐怕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新浪网长篇小说大赛开赛仅两个月,参赛的长篇小说已超过四千部,真是吓人啊!翻遍中外文学史,这样一个旺盛的创作年代绝无仅有。而且,我看不出这个旺盛的创作年代到哪时才可能有终结的一天。不能想象,有那么多的孩子上学期间的课余之外的最大事情就是写长篇,孩子们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家里能做的事件还是写长篇。你可以问一下,没有谁会告诉你他们是在家念书,他们都在写作,写什么?写长篇。
  深圳的一位作家去年出版了8部长篇,据说这还不是最多的。“在这个长篇小说的时代里”,写作的人纷纷舞戟操戈,干劲儿冲天,冲劲儿十足,都跟当年的老巴尔扎克一样勤奋。写长篇本无可厚非,也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好事儿,但问题就出在了这股子冲劲儿上,整个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问青红皂白,写了再说。弄出一二十万字,整出一本挺厚的书来,于是就觉得自个儿的声名和分量也像那书一样厚实了。现在的出版商也懂得包装,各地的文学理论家们也多半机灵,见到红包,自会词真意切地整几句过犹不及的评语向读者推荐,于是,一部“惊世骇俗”的长篇新作又问世了。
  与长篇小说的创作数量呈上升趋势相比,去年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近五年来我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走低,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读者大概只占国民总数的5%左右。比起上世纪,国民阅读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基本上不读书的人群中有50.6%表示是因为“没时间读书”。当然,新型媒介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冲击,也是导致阅读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许多写书的人自己也未必读书。一位老作家曾感叹一个出了好几本长篇小说的人连《约翰•克利斯多夫》都没有读过,马上就有人撰文反驳,说“哪条法律规定一个写书的人非要读过这本或者那本书才行?”听起来似乎也没错,那位老作家也未必读过村上春树,而且让一个写书的人把需要读的书都读了显然也不现实,况且现在出书孩子的年龄段儿已经从“十”以上发展到以下,这么小的写手,读书也是看小人书呀!
  笔者一直以为,对于一个作家抑或一个打算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读书与写书绝对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就像生命的延续必须要吃饭和睡觉一样。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一个写书的人如果不读书,多半的可能性是根本没有书可读,像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凯尔泰斯,像在斯大林劳改营里的索尔仁尼琴。但现在的情况似乎却不是这样,可读的书、需要读的书漫山遍野,但闷头写作的同志们不要说读书,即便是谈论一下的工夫似乎也没有。写作在当下实际上更类似于一种需要熟练和勤奋的手艺,那么多人操持着这样一门手艺,借助网络,展开了一场打着文学旗号的“全民运动”。我们的作家抑或写手们一两个月就能出手一部长篇小说,一年的创作量比许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生的创作量还要多许多,写书的人如同当年“大跃进”的时候日夜守候在炼钢炉旁的熬红了眼睛的工人,为赶英超美,不惜汗流浃背。
  读书的人不写书可以,写书的人不读书却无论怎么说也不可以。
  在美国,有两位读书破万卷的作家,一直是我所尊崇的,他们是我眼中伟大的作家,但我却更愿意称呼他们为知识分子。没错,他们都是我眼中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能够被称为知识分子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呀!他们一个是被称为“美国的良心”的苏珊•桑塔格,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作家索尔•贝娄。
  
  苏珊.桑塔格为我们设定了严格甚至苛刻的知识分子标准,正如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主席、著名印度裔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所说的:“苏珊•桑塔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谓和原创性的思想者、不断追求真理的勇士和参加众多斗争的不倦的盟友。她为我们确立了严厉的知识分子标准。”没错,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当“知识分子”被庸俗化的时候,苏珊就在为我们“廓清迷雾”、“提出真理”;在今天,当“长篇小说”被庸俗化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有这样的人站出来,告诉我们,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哪里做过了。
  关于作家应不应该读书的问题,实际上是完全不应该做为一个问题来讨论的。罗曼•罗兰曾说:“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群连夏多布里盎都没有读过却还要用法语写作的人,可是我看到了。”还有一次,苏珊.桑塔格跟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谈起她所喜欢的一部19世纪的英国小说,她想当然的以为,奈保尔一定也会喜欢这部小说,就像每一位喜欢文学的人一样,因为那是一部比较知名的小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奈保尔却根本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奈保尔竟然还严肃地对苏珊说:“苏珊,请你记住,我是一个作家,我不是一个读者。”
  苏珊为此十分痛苦,她有感于某些作家只闷头写,却不读书、不思考的问题,于是给天堂里的博尔赫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将自己的苦闷、焦虑与疑问通通说给了博尔赫斯听,她要让博尔赫斯给自己一个回答。这是一封永远也发不出去的信,因为天堂里的博尔赫斯没有收信的地址,但是苏珊还是要写,她要从死去的博尔赫斯那里获取某种支撑她的力量。苏珊的死令全世界哀悼,但在我们身边,这位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死却远没有美女作家在网上新传的“玉照”更有轰动效应!
  在当下,许多写东西人的生活经验来自于网络,也就是说,网络经常性的既是一个写手获取他生活经验的几乎全部来源,同时也是他看待世界和对付世界的唯一工具。这也就罢了,可如果一个写手不仅不去反思,还沉浸在自我所营造的小氛围里沾沾自喜,那就很可怕了。所以,每每当笔者看到一些写手写出来的东西,就感到好笑,如同吃下去一团塑料,消化系统显然无法应付……西餐厅、咖啡馆、PUB和聊天室……酒吧、吧凳、一夜情再加上小资的扯淡和撒娇,这些东西,竟然撑起了那么多长篇小说的篇幅,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多年来,所谓文化人从来就缺乏一以贯之,且不受流风时尚所左右的精神信仰。他们的理念完全依附在现世人生的低浅层面上,始终屈从并受制于现世人生境况的演变和更迭。显然,权利、金钱、商业运作的有效性,对我们传统中那种以虚无主义为根基的无为而无不为、清净脱俗的逃避心态无疑是一种有效武器。文化人当然需要“与时俱进”,只是有些东西必须要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根柢。
  艺术也好,文学也好,总是要有其心灵功能的,长篇小说不仅要对物质异化的过程提出监督和警醒,还要肩负起重新将艺术与文学纳入深度性精神、灵魂的信仰等这些超验维度中的使命。
  文学被边缘化是正常的,不是因为小说不好读了,而是因为作家和写手们在当代都主动背离了神性的惩罚。不读书,不思考,不与神灵与心灵对话,不要说神性,就是人性,我们也难以抵达。
  我们引进了版税,却丢弃了标准;我们用实际行动打碎了长篇小说的神话,却失去了许多阅读长篇小说的快感。西方没有一个大作家是从网上起家的;在台湾,中文网络写作的祖师爷痞子蔡也说“网上写作是几颗青春痘,既然发出来了,就该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吧”……但在我们身边,上网写长篇,已经成为街上流行红裙子和喇叭裤之后的又一种时尚。网络成了“作家速成班”,成了一些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之后不得不接受的选择。
  一些人眼里,阅读不是丰富精神,向前辈和大师们汲取营养的必要方式,而成为获取故事的一种取巧手段。许多人把故事看作是作品成败的唯一圭臬,甚至公开宣称,所谓小说,就是一个好读的故事,就是要回归故事。这话貌似真理,实际上很可笑。当然,文学从来也没有排斥过故事,文学的确需要故事。但不能因为文学需要故事,文学就只能与家长里短有关,与鸡零狗碎有关,与一地鸡毛有关,与无聊的想象无休止的情爱有关……品味在丧失,真诚在丧失,良知在丧失,应有的阅读尊严和标准在丧失。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像当今的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的人假以文学的名义来发青春的横财并霸占所谓的青春文学和都市文学的话语霸权。所谓“长篇小说的时代”,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文学标准,没有庄严的文学批评,写作者与批评者同进同退、利益均沾、同流合污的时代,写作终于成了市场经济中一个虽微不足道但却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成了一桩桩精打细算出来的小买卖,但是,想一想,除了写,除了夜以继日不停地写,在这个长篇小说的时代里,我们还能为文学和文化做点儿什么?!